27 grams 二十七克: 那些散淡的往事

讲父母讲的故事（19）

Thu, 12 Jun 2008 15:46:40 GMT

家家都有些久远的、已经结成核的禁忌。因为是禁忌，所以很少做，也很少想。但是如果对一个家庭的生活了解深了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家庭禁忌，或者它的根源，在多年以后如同要呼吸的空气，虽然很难直接看到，但是却是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从一个家庭的禁忌更能看出一个家庭的灵魂，如果一个家庭也能有灵魂的话。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都是专门从禁忌入手，然后去寻找过去丝丝缕缕的痕迹，看过去如何改变了家庭，改变了它的成员。禁忌和家庭的秘密有些相似，也经常相关，但是它们毕竟不完全相同。秘密使一个家庭沉稳，禁忌使它严格。

小的时候，我总觉得如果我或者弟弟如果得了病，父母的态度比较奇怪。一方面是过分的恐慌和担忧，另一方面却是隐约的烦躁，甚至是怨恨，似乎我们的病是我们有意得的。我一直都弄不懂为什么，但是知道得病在家里是不受欢迎的。我总是羡慕那些得病的同学，在家里被供起来。弟弟好像很小就很皮实，除了他的胳膊脱过两次臼，我的记忆里面他没有得过什么大病，顶多需要几针青霉素解决问题。我高一的时候前十字韧带撕裂过一次，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其间还绝食过几天，算是犯忌。三个月之后，虽说我没有指望被供起来，但是休一年学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父母不同意。我说走不了路，父亲每天用自行车推着我到学校，然后背着我把我放到凳子上。走了，也不管我能不能解决生理基本需要。

我现在在思忖，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和我那个丢掉的哥哥有没有关系？

我直到大概十岁都不知道自己有个哥哥。有一天我翻起家里一个铁盒子里面很多的黑白相片，看到了一张三个人的全家福，父母一左一右，中间是个眼睛亮亮的男孩子。不像我，有些像弟弟，但是又不是。我拿去问母亲，她看了一眼，恍惚地说：“你爸可能忘了收起来。” 我满腹狐疑。她把照片接过去，放在旁边，说：“是小兵。现在没了。” 这个话题也就那样结束了。等到初三的时候我第一次自己回上海过寒假，那里的亲戚才把我脑海里面的一些碎片拼成一个大概的故事。

今年的春节，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我和父母晚上吃完饭坐着喝茶，我第一次很直接起他们记忆中当年丢掉那个孩子的过程。三十几年，撕裂心腹的苦痛早已过去，但是从他们的迟疑上可以看出那时的震撼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个孩子三个月被带到上海，由祖母一手养大。当时家里还有个小叔叔妙华，跟小兵很投缘，正好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学习，妙华叔叔常常带着小孩子出去玩。这个孩子听说是出奇的聪明，我很小就能读《人民日报》，他能干什么我都不敢去猜。妙华叔叔告诉我有一天他带着小兵玩，突然间孩子嘴里鼻子里面都出血了，他赶紧抱着孩子还祖母、姑妈跑到瑞金医院，确诊之后，是恶性淋巴肉瘤，在孩子身上这种病当年是很罕见的，那时候这种病没有治。化疗吧。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也不过是在死神面前拖延几天而已。

祖母，她当年大概有七十岁了，其他的孩子都已经大了，她把这个孙子从三个月的婴儿养到将近六岁。之前她主动许诺带好这个孩子，每天的辛苦劳作她不觉得有什么，她认为这也是为了她在遥远的西北受苦受难的儿子所作的一些补偿。可是，转眼之间，这个孩子就要从自己的指缝间流走，自己却毫无力量去改变这一切，那是什么样的、用眼泪冲洗不掉的痛苦啊。

听到了不好的消息，父母匆匆带着我回到了上海。母亲穿的是深蓝色的铁路制服，是舅母借的。我的记忆是雨巷，垃圾桶，和弄堂对面东区老大房里面一排排的大玻璃瓶里面的糖果。母亲记得她见到自己儿子时候他的脖子上的几道红线，那是给化疗用的。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雨季，眼泪和哀愁总有那么多。假期很快就要完了，父母要回去西北继续革命，他们到医院跟他们的儿子告别。母亲说，临走的时候，那个孩子从床上跳下来，一定要送他们到楼梯后。在楼梯口，他们的几双眼睛含笑对望了两眼，那就是永诀。

回去之后没过多久，上海那边就发来电报，把那柄已经插进心脏的钢刀又转了两圈。

父亲把家里所有有那个孩子的照片都收起来，放在办公室最底下的一个抽屉里面，很多年都再没有动过。

讲父母讲的故事（18）

Sun, 08 Jun 2008 11:48:09 GMT

我不着急写完，着急作甚？着急的时候来不及看身边的风景，那是现代人的毛病。我说的是过去的故事。过去，是舒缓的，过去，是没有目的的。过去不富裕，但是很富足。像一杯好茶，有些清苦，但是喝过之后满齿芬芳，如果不着急的话。

父母搬到了禄家巷的楼房，还是一间房，但是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厕所是公共的，但也是抽水的。我对那一间房的印象不太深，因为我上的是全托的保育院，每周只回来一天。但是我记得窗户的外边是兰州木器厂的厂房，堆着很多木头，有个操场，经常有木工懒散地走来走去。我在三岁左右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站在床上，打开窗户，两手叉腰，扯着我的大嗓门高呼：“工人们，现在下班了！”

在这个院里我们还认识了一家亲戚，叫姚恒礼。他也是山东黄县大姚村人，和母亲是同一个村子来的，又是“恒”字辈，和我母亲是一辈人，但是我们刚刚搬去的时候还不认识。有一次有人到我家敲门，说要找山东黄县大姚村的姚恒礼，我母亲说：“这里只有山东黄县大姚村的姚恒云，就是我。” 人家看看，说不是。后来闹明白了，是前边楼一楼的，也是大姚村的。再后来就认识了，弟弟和我把他叫舅舅。他是个兽医，好像是长春还是沈阳兽医大学毕业的，不知怎的来了兰州，听说年青的时候很帅，身材魁梧，像个电影明星。他爱人，我的舅母，叫田燕生，在防疫所工作，搞化验的，她是我见到过的、为数不多的很幽默机智的中国人之一，有时候笑话很尖刻。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姚惠芳，小的叫姚惠芬。大女儿嫁了一个公派的留学生去剑桥，有一次回来兰州，我正快大学毕业，寻思着要改学经济，她跟我说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说是个好学校，我从来没听说过。她帮我要了一张入学申请表，我填了，然后我的人生就那样貌似随意地改变了。不去伦敦，我也许会去费城，或者洛杉矶。不敢去多想翻写的历史！她后来随着老公去了美国，好像在加州，我们也失去了联系。她妹妹也到了英国，在剑桥读语言，嫁了一个墨西哥人，叫安吉尔-拉莫，很脚踏实地的一个人。我跟他们两个关系一直很好，在伦敦的时候常有联系。他们也去了美国，然后去墨西哥生活了，我们偶尔通个电邮什么的。他们几年前把舅舅和舅母都接到墨西哥去度晚年，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好的，不知道最近如何。我要给自己提醒一下，一定要找个时间给他们打个电话。交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点点滴滴，一波三折，需要很多年。丢掉一个朋友，不知不觉的，连点声响都没有，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家在二楼，同楼的邻居有的记得清楚，有的就很淡漠了。

老谢叔叔叫谢桢恩，他爱人叫杨月芳，两口子都是甘肃民勤人。民勤很苦，那里的人一般比较能吃苦耐劳。老谢叔叔是转业军人，有点大男子主义，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退休以前在商业局工作。杨月芳阿姨在兰州第九中学工作，非常能持家，平常总是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像是马上要抱窝的母鸡。很多年里面，他们家经常是吃面片儿汤，里面放上些切成片儿的土豆，然后用油和葱花炝锅，现在说起来我都我很馋。杨阿姨稍微有些小鸡肚肠，不知道是不是平常家里事情太忙的缘故？其实她也是父母在大学的同学，当年是领着孩子上大学的，但是父母好像很少说起他们在大学里面交往的事情，也许当年并不太熟悉。她家里是三大千金，喜欢女孩子的父母当年看见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生女儿，不知道是不是垂涎三尺？他们的三个女儿叫谢亚军，谢亚卫，和谢亚红。亚军和我的岁数相差大一些，很早好像就去了什么地质队工作，见得不多。后来好像嫁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长沙，说他们日子殷实那是很谦虚的说法。亚卫是他们家的宝贝，也比我大几岁，从小功课很好，考上了一间好大学，好像后来在深圳工作。亚红瘦瘦小小的，从小就是乡下人的脸蛋儿，红二团，在他们家里也不吃香，我的印象里面她好像一直都在洗碗。她后来在中国银行工作，小日子过得很好。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就送给了别人。在当年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现在就不多见了。杨阿姨越老越瘦，父母经常在广场散步的时候碰见她。

我家隔壁，住着一对东北人，男的叫王春雨，在劳动局工作，女的叫梁桂兰，在卷烟厂工作，很本份的一家人，跟我家相处得很好。她家里也有三个丫头，我都印象不深了。其中一个叫“小力”，小的时候我老是出去扮演地主，她就演地主婆。

另一边的顶头一套住着一家人，也许是天津人，那个女人一脸横肉，很凶的样子，她在兰州南关什字的包子馆卖包子，所以你也知道那一脸横肉都是哪里来的——在那个年头脸上有肉是很不容易的，不像现在。她家里有个老头，不知是她的父亲还是她的公公，眼睛不好，老是摸摸索索的。有一次我在楼里公共厕所里面解手，忘了关门，他摸进来，我叫了一声他没听到，就尿了我一头。我母亲给我洗干净之后就到人家家里跟包子馆的横肉女人论理，理没论到，大吵一架。那个包子馆后来还出了一件事情，一个小年青晚上值班的时候把自己的排泄物弄在包子馅里面，搅匀了第二天就包了包子卖了。有一个食客觉得味道不对，他正好是搞化验工作的，于是拿了包子去化验，发现里面有人的粪便，那个小伙子被抓了判刑，包子馆好像后来也不开了。中国人和包子的故事源远流长，从“小便处的毛”的孙二娘的肉包子，到不久以前的纸盒包子，都是很有趣的故事。

同一层的另外一家，老刘家，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兰州人，对人很和气，夫妻关系也很好。他们有一个女儿，叫花花，应该和亚卫是同一个年龄，是我们几个单元里面最漂亮的丫头了。

另一单元里住着市委党校食堂的孙师傅，他家里人我不太熟悉，只记得他又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女儿叫金萍，胖乎乎的，大概也是因为她父亲在食堂工作吧。她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很小就患有气管炎，我小的时候记得大人总是说： “白糖一大碗，苹果三十个，专治金萍的气管炎。” 孙师傅是跟家里关系很好的一大群劳动人民中的一个。很多人说起父亲母亲做人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群众关系好，家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食堂的大师傅，管理员，司机，木匠。父母离休有几年了，许多其他人也慢慢都不来了，这些人还是逢年过节都来，在街上远远见了父母都会跑过来打招呼问候，说起来让我想起了杜甫说的车马之客里面的“旧雨”和“今雨”。

那栋楼里面我自己认识的一家人姓霍，河南人。爸爸很瘦小，在兰州五泉上公园管理防空洞，带我进去过两次，很深，阴森森的，那里到现在也没有开放，里面很定有很多蘑菇。妈妈膀大腰圆，体积上等于三个爸爸，在一家棉纺厂工作，过去经常给我家送一袋一袋的裁剪剩下的布料，父亲就把它们绑成拖把，正好父亲是上海人，爱拖地。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都是胖乎乎的，每个都会几样乐器，大儿子和我小学一个班，二胡也拉得好，笛子也吹得好，有一阵子我们是最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搧烟盒，弹玻璃球。他家门口养一个大鹅，凶狠得了得，经常追着我满院子跑。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他直接被上海音乐学院招走了，现在是二胡教授，叫霍永刚。本来说去年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和另外一个叫张毅敏的小学同学聚聚，但是后来我也没去成。说起来，张毅敏家也住在那个楼上。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些房子早就拆了。一砖一瓦，只存在那些琐碎的记忆里面。

讲父母讲的故事（17）

Sat, 31 May 2008 17:29:55 GMT

母亲从靖远北湾的五七干校回来，由省委组织部考察：红五类的家庭出身，虽然患有高血压还每天背粪，自然是棵好苗子。组织部大笔一挥，分到了国家一级战备单位甘肃省储备局。

这里面会让人生出很多疑问：所谓的干部考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中国的国家机器如此庞大，从中央到地方，所需的干部无数，但是这里面的升贬，起伏，荣辱，牵连，鸡犬升天，和株连九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我看过几本关于这个方面的书，中国人写的一般写得不够概括和系统，尖锐就更谈不上了，外国人写的则欠缺深度和对文化的了解，往往流于揣测，有时候作者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或者对中国儒家传统的方对，会影响到他们的观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一本好书。新中国废除了了科举，那么这个新的干部体系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它的成效如何？效率又如何？有那些优点？又有哪些不足？不足中有哪些是可以更改的？又有哪些是和制度相关，没有办法单从这里改变？其中关系、门派、靠山、家庭背景的成分有多大的作用？从建国到大跃进到文革到改革开放，干部人选制度有什么变化？哪些性格的人比较适合中国的体制？哪些不适合？中国的干部制度和西方的政客以及公务员的选择以及升迁相比有什么异同？有什么优劣？我的问题很多。

后来父亲调到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也算专业人士，他接触过的、笔下写过的调查材料里面包括甘肃省各个部门的大小官员，也包括后来走到中国权力金字塔最顶尖的人物，虽说他很少跟我和弟弟说起工作的事情，但是当年从许多貌似不相干的细节里我想我对中国的干部体制这个问题多少有了些非常感性、非常模糊的认知。那时候，我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很少：她的历史，她的文化，她的人民，她的种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微妙、复杂和犹豫。我的人生阅历更少：学习，打球，看小说，玩，手淫。所以，我对干部遴选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有见地的观察和评论，现在还是知之甚少。父亲离休之后，我多次劝他写下他的过去，我很想知道他的在省委组织部一段的经历，想更多地了解他当时的想法，面临的选择，做出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父亲在我的百般骚扰之下，写了三页纸，五六百个大字，可惜里面大都不是我想看的东西。我又去骚扰，父亲佯装正色，说：“那些东西怎么好写到纸上呢？！” 母亲也趁火打劫，加上一句： “你爸说的对。”

那一天，母亲到储备局政工组去报到，人家说：“你被分到了甘肃永登的二七四处”。储备局的用数字作代码的处实际上都是战备仓库，一般都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面，幽长的山洞，里面是炸药、枪支、汽油、香蕉水、压缩饼干，等等。母亲一听就傻了，刚刚把我从西安接回来没多久，家总算像个家的样子，难道这下又要夫离子散？！不行。她抱着我，去了省委组织部，也就是几年后父亲要去工作的地方，见到了军代表，说：“我一个孩子在上海，丈夫在红固张家寺，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组织上能不能照顾一下？” 我想她说“照顾”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从牙缝里面挤着说的，那个时代，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照顾从何说起？军代表也不无同情，但是没办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回答说：“你自己想办法克服吧。” 我那时候刚刚会站，也不知道大人都在说什么，所以左右晃晃。母亲照着我的屁股狠狠就是一巴掌，说：“连家都没有了，你还晃什么晃！” 我如同和母亲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嚎啕大哭，给本来就不喜庆的省委大楼里面涂抹上了悲情万分。军代表看了半天，最后实在不耐烦了，说：“小姚同志，你的特殊困难我也知道了。要不然这样，你回到储备局，去找局里的军代表，我先跟他打个招呼，看他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

很多年里面，储备局都是不挂牌子的绝密单位，我记得母亲的信纸和笔记本上都写的是零xxx单位xx局，下面还用红笔写着“保守机密谨之又谨”。小的时候我时常用家里放着的信纸写作业，交上去的时候上面每篇都印着“绝密”两个字。不过班上的同学的作业也有印着“百货盘点表”，或者“考勤记录”，或者“计生用品发放记录”的。储备局的任务是储备和管理国家的战备物资，基层都分布在山区，封闭，隐蔽。我对甘肃省的那几个仓库所在地和它们的代号如数家珍，也不知道解密了没有，还是不写下来的好。现在的储备局，远没有过去的那种神出鬼没，跟一个普通的事业单位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也在储备局工作，他们又有招待所旅馆，又有物流公司，又有物资公司（储备局搞物资公司，那不是老鼠看仓是什么？），还在香港买卖股票和房地产，总之，不该干的什么都干。

母亲第二天去找储备局的军代表，两层楼的办公楼，她在木头楼梯的下边，一抬头，就看到个英俊潇洒的军官站在楼梯的上面，那就是军代表，叫李英杰，好像还是副师级。母亲进军代表办公室门的时候碰到了后来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叫姚岐才。见了那样帅的军官，母亲多年以后说: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 父亲和我挤挤眼睛，调侃道： “那李军代表对你的第一印象也应该很好了。” 母亲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当然！当年我三十岁，个子又高，模样也不差，还是大学毕业，对我的印象不好，那对谁的好呢？” 印象好不好，看结果：母亲把情况给军代表说了一遍之后，李军代表就决定母亲留在机关政工组，搞宣传教育工作。李军代表跟我们家的关系之后一直挺好的，后来他调到北京军区，刚开始还有联系，再后来没有了。

忘了说，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七斤三两，出生前一个月我的胎位不正，头冲上，脚冲下，大夫让母亲每天靠着床边，头拱地，臀部朝天，摆成倒三角之后，在家里爬。母亲爬了一个月，说是爬得天旋地转，最后好歹把我给爬到了发射的位置。出来的时候我的头太大，头上挤出了鸡蛋大的一个血包，母亲当初还害怕我将来会有智力问题，后来我没过多久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父母的担心才少了些。弟弟出世还有一段时间，他八斤一两，超过我，但是头没有我的大。头大，可是革命的本钱呐！

讲父母讲的故事（16）

Sat, 31 May 2008 03:42:52 GMT

二舅自然没有杀我，他天生胆子不大。我差点被大舅母的奶头杀了。

说起来很奇怪，那时候我不到一岁，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一件事情。母亲马上要走，去接受天水南平的战火和跳蚤的洗礼，我还在吃奶。一天，忽然间家里所有的人对我的态度都变了，不再是是笑容可掬，而是神情凝重。我要吃奶，但是母亲的奶头上涂满了紫药水，我皱着眉头吐出来。我连哭带抓，向每一个抱我的人巴巴地求助，但是他们都不理我。不知道哭了多久，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见了，等待我的是外婆的面糊糊。

没过几天，我和面糊糊才刚刚互相认识，开始惺惺相惜，刚刚生完孩子没多久的大舅母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到了西安两天。这件事情我没有记忆，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的奶涨得非常厉害，有没有带抽奶的奶抽子，大家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在我这个现成的奶抽子身上。不过那时有我已经移情别恋，对奶不感兴趣了。于是他们用毛巾蒙住我的眼睛，强行喂奶。我大舅母后来当着大家面对我说：“哎呀，可把我舒服坏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回答说：“唔，舒服就好。” 第二天，大舅母离开，又把奶抽子的眼睛蒙起来，猛抽一通，然后她轻轻松松地回去照顾比我小三个月的表弟。奶抽子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头上突然间长满了疮，嘴角也都是火泡，到处都涂的是紫药水。大舅母分析说： “我当时急得要死，可能奶水里面都是火气。” 我对奶和奶制品的不感冒持续了很多年，刚到伦敦的时候我喝一点奶就会腹泻，对奶酪也是敬而远之，直到几年后常去法国和瑞士才慢慢开始有了新的兴趣。现在我每次从巴黎回来箱子里面都是臭哄哄的奶酪。

母亲和卢阿姨到了农村，住在农民家里面，天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夜要组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还要不时搞一搞斗、批、改。甘肃本来就是个穷困省份，天水南平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低于全省平均。她们每天吃的是 “洋芋疙瘩”，就是土豆粉，加一些水，搅拌成疙瘩，然后锅里水开了倒进去，加点葱花，加点盐巴，就是这样。现在可能要到专门的土菜馆子里面才能吃到，当年基本上是吃了上顿吃下顿。偶尔改善生活，吃一顿酸汤面，有一两点油花星子，很开心。没有电，点的是没煤油灯。幸好刚去的时候是早春，臭虫跳蚤还不多，要不然点着煤油灯也不太容易捉到。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往半山坡的地里背两趟粪。不知道是什么粪，我也没问。有一次母亲背着粪一下就栽倒了，经检查时高血压。但是，想想人家五十多岁的王秀兰大娘，哪能轻易打退堂鼓呢？母亲仍然坚持在背粪第一线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好好锻炼，接受改造”。在臭虫跳蚤还没有大规模出动的时候，她被第一批抽调到省委组织部，进行再分配，分配之前在甘肃靖远北湾的五七干校学习。那是父亲也去了五七干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进行革命大批判。叫“大批判”而不仅仅是“批判"既说明它的深度，又说明它的广度。当时整个兰州市各单位的干部大都是这个情形，集中到红固区的张家寺农场，白天劳动，晚上批判当权派，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军队领导，每个人过的都是清一色的革命生活。我被从西安接回来，平常寄养在市委党校食堂一个姓戈的老年夫妇家里。

戈爷和戈奶的身世我不太清楚，他们断断续续带了我两三年，直到我谎报年龄上了甘肃省保育院。戈爷是浙江人，戈奶记不得是哪里人。他们住在食堂背后的一排平房里，几年之后我们全家也搬到了那里新盖的平房，有一个大院子。戈奶应该是挺会照顾孩子的，小的时候我从事肥头大耳，人家都叫我“大头”。这个名字殃及池鱼，我弟弟跟着被人家叫 “二头”。戈奶后来去世了，那时候我大概五六岁，戈奶的遗体躺在他们家的外屋，大人们进进出出，忙他们的事情，院里的小孩子都远远望一眼，然后赶紧跑开。我不怕。我走到戈奶的遗体前，慢慢撩开了白布的一角，戈奶苍白脸上都是皱纹，眉头紧锁，就是我所熟悉的教训我的样子。我摸摸戈奶的手，冰凉。又看了一眼，我才把白布规规矩矩地盖好。好强干练的戈奶去世了，戈爷没有了生活的中心，后来被他浙江的一个亲戚领走了，听说没有多久也去世了。戈奶当年还有两个干女儿，再也没有听说过。

父亲或者母亲每到周末来戈奶家里接我回家，平时家里就是一把锁。那是我一星期里面最盼望的时候。后来父亲去了张家寺，全军事生活，母亲就来接我。有一次她在靖远回不来，叫父亲来接。父亲到干校一个姓郭的军代表那里请假回去接孩子，郭老头说：“不同意！” 父亲对他说： “毬！你同意我也走，不同意我也走。” 说完扭头就走了。后来干校结束回到兰州进行党员登记的时候他们一直也不给父亲登记，可能是因为“毬”字用的很不文明。

讲父母讲的故事（15）

Fri, 30 May 2008 15:35:26 GMT

家史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国家庭，渡过了中国斑斓的历史上算不上非常多灾多难、也算不上非常鼎盛辉煌的的一段时间。父母双全，现在人老了，免不了各种顽疾病痛。两个孩子也还算好，各有各的一片天地，一个胖一些，一个怕胖些。有个媳妇，性格还算随和。孙子天天和大人一起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来路不明的蔬菜，但是仍然茁壮可爱。他的将来如何，谁也说不清楚。大，要看世界将来如何，国家将来如何；小，要看他自己的造化和机遇。好在家里的所有人，当然主要是我的弟妹和弟弟，都没有给他订下什么目标，重要的是他长大之后是个性格平衡、有适应能力的人。我们这个家的家史，缺乏跌宕；要说起伏的话，也都是历史的波折和动荡。这样的家庭，普普通通，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真的没有罢。

我记得有很多吃完晚饭的傍晚，全家人坐在一起，没有电视机里没完没了的、脑死的电视连续剧的骚扰，有时候喝茶，有时候大家分吃一个新鲜的向日葵，有时候喝两杯酒。弟弟成家之后，他加入的时候也没有过去多了，不过有时候弟妹和小侄子也会在。这样的时候，夕阳已经落下，城市里面华灯初上，时间的过去不是为了达到下一个目标，所以大家都很闲散。我们也许会三言两语地回忆起过去，一个人也许会说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补充，或者纠正因为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偏差。小侄子会纳闷，因为我们说的事情大部分他都没有经历过，或者是还记不清楚。但是他是个好脾气的孩子，看着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起劲得笑。

一家人的历史，像是一条山涧的溪水，穿过冰雪，穿过岩石，家的一部分不断的变成淤泥沉积下来。淤泥越多，水流也许会散得更开而更浅薄，它经过的地方带不走什么，更是不会留下什么，生活不再是溪水，而像是自来水管道里面的水，没有意义，缺乏乐趣，只有机械的重复。相反，淤泥如果偶尔被挖起来，也许会给水流一个停留的机会，去思考，去呼吸，去交融，去享受，去感激。溪水也许会因此变得混浊和沉重，但是它也会更富于营养和活力。

我想，我现在在灯下所作的事情，无非是把水搅浑吧。家里父系和母系都没有族谱或者类似的东西，连什么辈份的名字都没有，父母从来都对此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对自家的历史也没有过大的兴趣，只是希望有一天小侄子到了能放慢脚步的时候，能找到当年的点点淤泥，至少，在我自己老去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午后，沏上一壶香茶，让当年的故事打开一扇扇窗，让已经缓慢的时间过得更加缓慢，让人生那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刻延长一点，哪怕是一小会儿。

跑题了。

父亲搞斗、批、改没多久就被借调到兰州东风区区委给区委书记秦桥当秘书，当了大概有一两年。东风区现在叫城关区，估计之前也叫城关区，是狭长的兰州市的中心。秦桥是西北人，长相还可以，不算帅，也不算丑。他是个当兵的出身，当时全国都是当兵的管事，他来当城关区的的书记。秦桥的女人缘很好，在单位里面很出名。在单位外面也出名。这当时也不算是个小问题，但是人家在台上，别人都不敢说，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他的那些女人大都是不情愿的。后来他又回去了部队，不知道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我出生没多久，还不会记事或者说话，如果我记事和说话的话，我会大骂一个叫王秀兰的女人。王秀兰，甘肃省穷乡僻壤会宁县的一个家庭妇女，而会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露脸之日是一九三六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之时，很可惜，它的贫穷落后也定格在它在历史上的光辉时刻。王秀兰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家里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当《甘肃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按照线索去采访她，问她对上山下乡有什么感想的时候，王大娘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于是这句话成了一篇文章的主标题，在《甘肃日报》上发了。这倒也没有什么。三天之后，新华社打电话给《甘肃日报》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问新华社为什么不发它。查清楚了属实之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原文照发，但是把“不在城里吃闲饭”改成了”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据说这是毛主席亲笔改的。于是全国敲锣打鼓，上山下乡，造成多少人有家难回。王大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更是动员两个儿子和媳妇，以及孙子，只带了一些锅碗、一点米面、两个小箱子和铺盖卷，来到距离会宁县城60多公里的白草塬四百户村落户。不是说会宁穷吗？你还没有见过穷的地方呢！

王老太太的事迹轰动全国，刚生下我没几个月的母亲和刚生下女儿的卢玉珍阿姨出于火辣辣的动机，也去贴了一张大字报，意思是：“我们两个四只手，虽说我们两个都刚生了孩子，但是我们也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组织上同意了, 让这一对疯女人去甘肃天水平南。比会宁当然好一些，但是有限。我先被送到西安我外婆家里几个月。这下好，四口人，四个地方：兰州，天水，西安，上海。我妈送我回到西安的外婆家，把我往家里一放，二舅不答应，说：“你的娃这么小，父母亲怎么办？” 我母亲白了他一眼，用革命家的慷慨悲壮语调说： “那你拿刀把他杀了吧！”

讲父母讲的故事（14）

Thu, 29 May 2008 15:37:56 GMT

文革的十年，在国家悲剧的大幕布之下各人各家经历迥异，后来对它的记忆更是千差万别。痛定思痛的少，有意无意地忘记或者心里不敢承认的多。我请父亲简单概括文化大革命，他平平淡淡地说： “先是学习文件，组织革命大串联，后到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搞斗、批、改，最后进行机构重组，重新分配工作。十年就过去了。”

十年，十年里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一个国家呢？

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文革伊始，父亲在社教运动匆匆结束之后回到兰州市委党校参加新的革命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

市党校，自然是党的学校。为什么要有党校？为什么不可以在大学里面开相关的专业？到底是什么人才可以上党校？在党校里面都教些什么东西？学生觉得内容乏味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有对立观念的讨论？如果谁要是办一个民主党派的大学是不是可以？。。。这类的问题我都想过，但是很久也找不到比较理性的回答，也许是我的观点比较右倾，比较自由化的缘故吧。不说政治，还是说地方吧。现在的兰州市委党校，龟缩在四周闪亮但是乏味的高楼里面，只是我记忆里面那个柳树婆娑、麦浪翻滚的、充满神奇的那个地方的一个苍老的影子。世界变了，党校需要钱，于是历届校长把一片片的地卖给了发展商，现在的党校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以再卖了。有点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党校也开各种类似高等教育的学习班，交钱进来的人也可以拿到在中国来说很重要的文凭。所以我过去的那些问题也多少有了些线索。

我的童年的记忆基本上完全和党校相关，童年里面认识的大人和孩子，除了父母的同学和他们的孩子之外，也基本上都是党校的。

我问父亲他刚刚去党校的时候认识的是谁，他说是刘桂馨。从那时起到现在，刘姨一家跟我们家已经是上上下下四代的交情。

刘姨，现在已经八十岁了，满头白发。今年过年的时候父母和我去看她，她见了我，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母亲生我的时候，刘姨就在外边等着，所以她真正是看着我长大的。刘姨长得小巧玲珑，人很精干，天生一副热心肠。刘姨的老伴叫王振武，东北人，很多年都在嘉峪关工作，后来调到甘肃省法院，父亲在法院当副院长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共事过。王伯伯五大三粗，一看就是一介武夫。他几年前去世了。他的家庭出身好像是东北的军阀，所以他的一生也多少受到影响。王伯伯的母亲活了很久，不晓得有没有一百岁，我们都叫她王奶。老太太心眼也挺好的，小的时候我常常窜到他们家里，抱起那个凉开水的古老的茶壶就咕咚咕咚一气，王奶总是笑吟吟的，说：“慢点喝！”　王奶和刘姨一直都合不来，也说不上是谁的错，婆媳合不来的是正常，合得来的倒是反常。王伯伯和刘姨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分别叫小毛，二毛和三毛，儿子叫王平。为什么老大女儿叫小毛，我也不知道。小毛很早就嫁到白银，所以我不太熟。她有三个孩子，离过一次婚，好像是因为他的前夫老是动手大人。小女儿三毛长大了，有一天刘姨和父母谈起给三毛物色一个对象，父母一下就想到了张景学的大儿子蛋蛋。我父亲说：“干脆，我现在就领三毛到张局长家里去看看。” 他们就去了。过了两个小时回来，大家都红光满面，我父亲说：“蛋蛋开的门。成了。” 蛋蛋和三毛的女儿现在都二十多了，好像在杭州工作。王伯伯和刘姨的王平在兰州常年烟雾缭绕的化学卫星城西固工作，老实人一个。他找了个对象，是兰州本地人，姓杨，当年在家里引起渲染大波。刘姨率领三个女儿坚决反对，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兰州本地人都很俗，很市侩。兰州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对本地人的偏见是和对河南人的偏见不相上下的。王伯伯看人家模样还好，又见王平也挺愿意，就坚决支持。一家人两个阵线，时冷时热很多年。王平和杨姑娘最后还是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应该是这家人下一代里面最聪明的孩子了，功课一直很好，但是很少说话。刘姨跟我们说过几次：“我这孙女总是一声不吭。在幼儿园里，屎憋了，也不吭。憋不住，拉到裤子里，也不吭。最后一个屎厥子从裤腿里面掉出来，老师才发现！” 讲故事的时候这孩子还很小，后来大了，大家也再不说了，怕伤了她的自尊心。大了之后她还是话不多，但是说的句句都很扎实。现在她也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在上海工作，听说活得很好，对她父母也很好。王平大哥倒是现在一身的病，上楼梯都喘得慌。

四个孩子里面剩下一个，二毛，二女儿，要单独来说。二毛天性外向，个头不高，爱说爱笑，很要强，稍有洁癖。也许从小就跟我父母有缘，一直跟我们家的关系最好。我小的时候她还从保育院接我出去，那时候她好像是工农兵大学生，她带我去兰州大学的校园兜风。上大学之前，二毛好像跳过舞，卖过书，还干过些什么，记不得了。二毛自己找的男朋友，宁夏农村的孩子，是个军人，叫胡生福。当年把他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集中在一起搞创作，好像他们是那样认识的。创作没搞出什么，他们的恋爱倒搞成了。胡哥的名字也怪，有一次我去他家，在军区家属院，要过岗哨，那个执勤的新兵蛋子问我找谁。我说胡生福。他眉毛一挑，问： “护身符？” 搅了半天才让我进去。二毛先把胡生福介绍给我父母认识，好像大家一起去看了什么话剧，也许里面有赵祖国吧，二毛让我父母给她参谋。我父母都觉得小胡人比较正派，应该能靠得住，又是军人，又是党员，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二毛就把她的对象领回了家。她全家一致反对。主要因为小胡是农村来的，而且当时胡哥好像还在乡下，张掖军分区。这下刘姨家分成两个阵线：二毛一边，其他所有人在另一边。二毛求我父母去给她父母做工作，这个工作做了很久，中间有一段我是他们两个的送信员，因为小胡不能到她家里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两个也成了一对。他们有一个女儿，乐乐，也很出息，在北京工作，跟我和我弟弟的关系都挺好，要叫我们舅舅，不过小的时候她叫我舅舅，叫我弟弟哥哥，因为他们的岁数实在相差很少。她好像不久就要出国。二毛和小胡的夫妻生活，有很多恩爱，也有很多争吵。其实当年二毛全家反对这桩婚事不无道理，因为很多次吵架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二毛姐骂小胡哥是“小农经济”，小胡哥则反唇相讥，说你们一家的“小市民”。他们吵架吵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父母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到缓冲地带。

父亲说起的另外一个他进了党校没多久就认识的人是李桂英，现在也有八十多岁了。母亲说不久前李阿姨还打电话来说：“老忻，老姚，哪一天我腿脚好一些的时候我擀了面给你们送来。” 母亲赶紧说：“老李，千万千万不要，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心意我们完全领了。” 我一定要记住，后面不能忘了说说李阿姨的故事。

那么多的人要说！那么多的故事要讲！

还忘了说张景学一家的故事，我父母的证婚人，第一个把我灌醉的人，那时候我才不到两岁。提到三毛的一见钟情的对象蛋蛋我才记起忘了写张伯伯和他们全家。

好多的人，好多的事，平庸的日子，散淡的回忆。

一九六七年，兰州市房产局给党校分房子，父母搬进了五泉山下禄家巷的一个五层高的居民楼的二楼。一间房，对面一个小厨房，整个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就在那个厕所里面人家还尿了我一头。但是跟团省委的平房相比，条件好了很多。现在看是贫困，那时候看就是小康了。

讲父母讲的故事（13）

Tue, 27 May 2008 15:29:54 GMT

地震了，生活的固定节奏有些紊乱，但是震中的人们连节奏都谈不上，很多连生活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孩子。啪，啪，啪，一声一声的鞭炮，一具一具应当满是生命却毫无生命的尸体，当地的习俗去送未成年的孩子上路。悲情如同伏天的一块馒头上面绿色的霉菌贪婪地滋生繁衍。

六七十年前，我父母出生的年代，中国还在战乱之中，人们对生命的观点是迥异的。父亲弟兄姐妹剩下的是五个。老大是唯一的女孩，我的姑妈，祖母的善良和大度基本上被她衣钵继承，但是她又有些上海人的精明和狡谐，是我的直系上一辈亲属里面最亲的一个，在我自己买了房子之前，每次去上海我都是住在姑妈家里，其他的几个不在上海的兄弟也是如此。姑父来自崇明岛，一生花很多时间给《新民晚报》的副刊写杂文，正式的工作好像是在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会。姑父姑妈一双儿女，儿子在悉尼，我有时候出差还去他家坐坐。老二是大伯，早年当兵很多年，后来转业到在上海市公安局，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职位，知道退休。老实人一个，更准确的说，是走南闯北很多年的老实人一个。也是一双儿女，都是工人。伯母几年前去世了，在世的时候是个嘴闲不住的热心肠。然后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弟弟。父母和姑父姑妈、大伯过年过节打打电话，他们去上海的时候会邀大家，加上小叔叔一家一起吃顿饭。然后是我的三叔，早年在江西什么地方插队，后来掉到南昌工作，现在也退休了。好心人，但是也许有些小心眼。他和姑妈，我父亲和小叔叔都不往来了。三婶是个老师，很是手巧，裁缝手艺了得，当年求她的人很多。他们有一个儿子，很小的岁数在兰州大学读计算机，后来在深圳工作，人很聪明，也很孝顺父母。一米八几将近一米九零的个头，应该是我们家的珠穆朗玛。最后是小叔叔和小婶婶，小叔叔应该是祖母最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很聪明的，可惜一生也是被文化大革命耽搁，忽然间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觉得还不应该退休。小婶婶是十足的上海人，过去几年都是在炒股，听说总能见好就收，也算幸运。他们的一个孩子换了几个工作，不知现在状况如何。他们也跟上海的姑妈、大伯少有往来。

转了一大圈家世，其实想说的是：本来祖父和祖母生了七个孩子，两个夭折了。祖母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父亲一代提起的时候也不过是顺便带过。我不知道这两个我的上一辈亲戚是男是女？因为什么早早离开了当年惨淡的人寰？

母亲一边也夭折了两个，剩下五个，也是四男一女，也是女儿老大。大舅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和我们住在一个城市。他中学没有读完十八岁不到就自己做主去了株洲技校，父母都不知道。转道武汉去株洲，他去找他的三叔我的三叔爷，三叔一听就急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和你父母商量？” 不过那时候，生米成了熟饭，商量也没用了，他的户口都已经迁到的株洲。六零年毕业，分到了刚刚开始组建的兰州机车厂，他也算是这个在兰州雇用很多人的国营大厂的元老之一。六二年搞精简，他到兰州饭店烧锅炉。六三年要不是因为得了急病，他差点就去当兵。没当成，机车厂又开始建设，他也就回去了。我的舅妈在机车厂工会；我的表弟，在机车厂的一个车间当主人；表弟媳妇，原本也是机车厂的技术员，后来调出来；表妹，当兵复员回来机车厂厂部当什么干部。很多年里，舅舅舅妈和孩子，那时候是三个，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面，有时候我和我弟弟周末也去凑热闹，住在那里，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七十年代当听邓丽君都是犯罪的时候，舅妈会在家里办舞会，大概能来七八对夫妇！现在舅妈还在教一个中老年跳舞班。二舅，很早就在宝鸡，娶在那里，生在那里，出名的楞头青，到了现在有时候还会“劲儿上来”。二舅妈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好心人。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全家都在西安。三舅是他们兄弟里面胆子最大、脑袋最激灵的一个。很早就去西藏当兵，吃苦的地方，但是他吃的苦应该是他周围的战士里面最少的，转业回到西安在铁路部门工作。母亲有一米六五高，其他几个舅舅也都有一米七五到一米八零高，唯独三舅比较矮，人家都说那是因为他长了太多心眼。三舅母是河南人，读过大学，应该是中文系。很多年前她对三舅说：“你父亲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葛朗台。” 三舅没听明白。过了一段四处查查，又借来了巴尔扎克的书来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勃然大怒，两口子闹了好一阵子别扭。一个男孩子，不太爱读书，常常遭到三舅的暴打，有一阵子关系不太好，现在他开始工作了，懂事了，才好起来。最小的舅舅，比我大不了十岁，从小习武，身体很壮，外公外婆的养老送终主要都是靠他和小舅母。一直跟外公外婆在一起，学了很多外公外婆的好习惯，勤劳，善良，敢于承担责任，但是也学了外公的一个说不上是不好的习惯：不会花钱。好在他的宝贝女儿会。上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说想去意大利学奢侈品管理。母亲一边的兄弟姐妹关系亲密一些，当然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勾心斗角的事情也多一些。外婆去世没多久，看看将来他们的关系如何了。母亲这一边是山东/哈尔滨人，所以是北方的性格。父亲一边的，上海味道多一些。

又回过头，母亲一边的五个孩子，其实也原本是七个。母亲和大舅都告诉过我，丢的那两个孩子——他们从来都是用“丢”这个动词——是哪一年哪一年，除了大舅和二舅之间因为抗战隔了整整九年，剩下的孩子都是隔两三年一个，中间空出来的位置，就是那个没能看到世界的孩子。

祖母，外祖母，经历的多少战乱和惶恐，经历的丢掉孩子的痛苦，但是她们都很少提起过去，她们在世的时候，如果和我说起过去，总归是些欢快开心的回忆。

我丢掉的那个哥哥，我不记得我见过他，但是我曾经见过一张我们一起的合影，所以我们一定是见过的。有一年父母带我回上海，后来我知道是为了去看孩子，很多年中我都以为就是父母带我去度假。我记得上海街道上的垃圾箱，有一个踏板，一踩垃圾箱的盖子就会弹起来。我穿着我的小皮鞋，蹬蹬蹬，没过一个非要踩一次才算罢休。我记得我和父母走在大街上，我抓住他们的双手荡秋千。我还记得一个雨天，父母要出去，祖母哄了我半天我才答应留在家里，我记得父母在雨中离开家里那个小弄堂的一双背影。现在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去看他们被宣判了死刑的亲生儿子，我的没有活完童年的亲哥哥。

那一年我我三岁。我记得很清楚。

在父母六五年结婚不久之后另外一个请他们去吃饭的人叫叶永德，河南人，在团省委团校部工作。她的丈夫叫祝正祥，也是河南人，是文学编辑。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叶永德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很好强，在那个虚浮的年代里，她能看得上的人不多，所以她一般跟同事不太打交道，文革期间她也因为这个原因吃了苦头。在父母的众多同学里，这一对夫妇在人品上是我最崇拜的，真正是那种清贫，超脱，散淡的人。当年叶祝一家，给父母做了狮子头吃的叶蓉一家，还有父母都住平房家属院。叶阿姨和祝叔叔有个儿子，叫东东，六七岁，很可爱。有一天东东到叶蓉家里和叶蓉的孩子一起玩，东东用手触进了一个台灯的插座，当即触电。叶蓉的孩子看着东东一动不动，摸了一下他，被电了一下，也没在意，就出去玩了。叶永德见了叶蓉的孩子，就问东东哪里去了。孩子说在我家，一动不动。叶永德进去一看发现不对，把孩子拉下来，抱起来就往外跑。刚出门远远看到父亲下班骑车回家，叶永德大叫：“老忻，老忻，快，帮忙！” 父亲把车子一扔，抱了孩子就往不远的解放军陆军医院跑。那一段路并不长，但是我想很多年中叶阿姨的睡梦中不知道又跑过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她会失声叫出： “东东！东东！”

只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才能叫出那种声音。

父母说那次之后叶阿姨再也没有完全缓过来。

零四年，父亲住院手术。母亲和我在医院的楼梯上碰到了祝叔叔，他老了许多，但是还是同样的达观和超脱。他说女儿兰兰的了乳腺癌，要手术，他去给送饭。听说父亲病了，他赶紧过来看了。第二天，我和母亲过去看他们全家。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说话。

讲父母讲的故事（12）

Mon, 12 May 2008 13:31:00 GMT

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用“史无前例”这个词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前面，用这个词的时候多少也会暗示它也将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是说类似的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空前，又绝后。我对中国历史了解有限，兴趣更少，但是我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类似的事件，对文明、对文化、对独立人格的无情践踏。如果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中产）阶层不能有效地成长，如果一个对当权阶级的监督机制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它的再一次发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在史无前例地生她的大龄头胎。

我父亲和北京大汉金世杰出去串联，好像是去了成都，母亲捎话命令他赶紧回来。生孩子，对于他们两个人都是头一次，当他们看到裤衩上的一点点血迹的时候就以为孩子要生了，于是父亲赶紧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去了省妇幼保健医院。因为孩子的位置比较高，母亲的腰很粗。护士长叫谢云美，上海人，后来我也认识，检查了一下说：“还早着呢。回去吧。” 父母恳求说什么都不懂，能不能就留在医院，保险一些。谢护士长答应了。

一连三天都没有什么动静，我父亲每天到医院去三、四趟，上火，嘴角上全是疮。到第四天，去医院的干劲开始下降。第四第五天，兰州下着大雨。夜里，大夫们全都走了，病房外面的青蛙呱噪得让人烦心，可是这个孩子还是一点儿也不着急。第五天，我母亲痛得对着大夫大叫：“孩子我不要了，求求你了，让我走吧！” 这孩子才总算漏了个头，最后好歹用产钳给拽出来了。母亲需要缝针，拆线的时候还漏拆了一针，以后经常发炎。

母亲痛得睡不了觉，孩子也整夜哭，父亲就整夜陪着。没过几天，看大家都坚持不住了，他给上海的祖母打了电话，求她过来帮忙。祖母二话没说，背了一壶咸鸭蛋，一旅行袋的挂面和尿片，上了火车。祖母不会说普通话，她的一口宁波话能听懂的人也不多，也不知道老人家如何在西安转的火车。到了兰州火车站，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哪一班车到，祖母只有一个父亲寄给家里的信封，上面写着兰州市委党校和父亲的名字。祖母，背着大包小包，把信封给别人看了，嘀嘀咕咕说的话人家也听不懂。好心人就给市委党校传达室打了电话。父亲赶到火车站，祖母见了儿子，眼泪哗一下就流出来。

十平方米的小平房也不够住，祖母和母亲和我的哥哥住在家里，父亲住在党校办公室。祖母每天拿着大盆去洗衣服和没完没了的尿片。她也不敢到外边去，因为话也说不明白，跟母亲对话都要连比带划的。

文革如火如荼，机关和社会一样，都分成了三派：“革联”，“红联”和“红三司”，现在我都需要去看历史书才能知道这三个派别究竟都是些什么，总而言之，他们观点各异，但是现在也看不出来哪一个有一点理性。母亲参加的是“革联”，产假八周之后就要回去参加机关内部和社会上的斗、批、改。那时候的机构没有说哪个左，哪个不左，只有左和更左的。父亲母亲的工作单位，一个是共青团省委，一个是共产党党校，都在革命的浪尖上。市委党校揪出了两位副校长，其中一位我认识，叫李荣棠，他们的罪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和金世杰叔叔刚刚回去在教研室，不过谁有什么心思搞教研呢？在这场火热的群众运动中，你要么就是滚滚洪流的一分子，要么就被滚滚洪流冲走。

看到兰州的艰苦条件，祖母对我父母说：“要不然，我把孩子带到上海去？”

那时候我的哥哥才三个月。父母思前想后，也没有办法，就同意了。母亲和祖母转道西安去上海，在外公外婆家歇脚。外婆对母亲说：“你的婆婆人真好。”

到了上海，要给孩子断奶。三个月的孩子，很残酷的事情。母亲也生了病，全身长疮。最后还是扭头回去了西北。

那个孩子叫忻小兵，是祖母用牛奶、高干粉和面糊糊喂大的。大人都说我从小就很聪明，两岁背唐诗，三岁能读报纸。我回到上海见到那里的亲戚，姑妈，小叔叔等等，有时候会回忆起我的哥哥。他们总是看看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那个孩子，太聪明了。” 小叔叔还会加上一句：“没办法，太聪明的孩子活不长。”

讲父母讲的故事（11）

Sun, 11 May 2008 11:37:50 GMT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星期五，兰州城里张灯结彩，迎接共和国的又一个崭新的年。在兰州制桶厂社教了一周，张景学局长正准备回家。张局长有车，正好捎着父亲进城。

父亲问张伯伯：“张局长，您今天晚上有事情么？”

张伯伯回答说：“没有。有什么事？”

父亲说：“我和小姚同志今天晚上结婚，想请您作证婚人。”

张伯伯半皱眉头半笑着说：“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早说呢？我一定会去！”

张伯伯叫司机把车停在离团省委不远处的中山林，那里有一家百货店。他进去买了一对八磅的暖水壶，作为给父母的结婚礼物。除了市委党校的同事们凑钱给我父母买的的一套洋洋洒洒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选集，这对暖壶就是父母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了。那对暖壶家里用了很多年，我都见过。马恩列毛选集我也见过，父母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又收了许多这样的礼物，有的包装特别精美。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带了一套六十年代印的《资本论》，扉页上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令人振奋的赠语。我准备仔细读一遍，多少是因为看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为里面有大段的对《资本论》的评述。后来没有读完我就毕业了，要去马克思下葬的城市读书。那套书也拿出去和《高等数学》、《GRE单词50000个》一同在地摊上卖了，忘记了有没有卖个好价钱。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选集都被卖了废纸，如果留下来就能拿到已经变成文化古董市场的隍庙居奇待沽。

婚礼在团省委的大会议室里举行，团省委的同事，市委党校的一些同事，包括黄汉章和田荣嘉叔叔，在里面坐了个满。母亲头一天晚上刚刚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回来，头发乌黑，自然的大卷，穿着平常上班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外边穿着一件带格子的呢子大衣，也是旧的，很多年后她还自豪地说那一天她觉得自己收拾得特别漂亮。主婚人是团省委副书记马祖灵，证婚人是后来把我灌醉的张景学伯伯。同事们敲锣打鼓，分外热闹，婚礼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前父亲回过一次上海，我问父亲当时有没有征求祖母的意见，父亲说也不算征求意见吧，他告诉祖母自己要跟姚恒云结同志结婚。祖母用她一生都不少有的散淡说：“哦，是小辫子？随你便。” 父亲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结婚要用的一条床单，另一样是婚礼时招待同事用的一旅行袋的水果糖。在兰州买了瓜子和苹果，统统摆在会议桌上，中间是一厚摞红皮的精神食粮，父母觉得很体面。四十年后，我觉得也是。

新房是母亲办公室斜对面的一件办公室，双人床是由两个单人床拼起来的，上面铺的是上海带来的床单，很洋气。一张小课桌，两把椅子，外加一个小书架。就这些。父母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等到第一个孩子，我的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哥哥，快出世之前，他们才搬到了团省委家属院一间平房里，大概有十平方米。两个单人床换了个双人床，又另加了一个书桌。我哥哥出世后睡觉的小床就放在父亲十年前从上海去张掖时拉的那个皮箱上，皮箱放在一个凳子上。当年那个皮箱是他的全部行囊，后来皮箱上边是一个新的生命。

婚后第二天，父母被人请去吃饭。请客的是《甘肃青年报》的编辑，叫叶蓉，南方人，她的丈夫姓杜，很有才，他们的两个还是三个女儿都长得跟仙女一样好看。我父母一辈子的一个愿望就是生个好看的女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叶蓉的女儿之后比较眼馋？可惜，他们的努力成果却是一连串的愣头小子。那顿饭是叶蓉的妈妈做的，里面有一个菜是红烧狮子头，我母亲记了四十年。

讲父母讲的故事（10）

Sat, 10 May 2008 15:16:18 GMT

一年之后父亲也毕业了，那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一年的时间。父亲由兰州市人事局分配到兰州市委党校，搞教学工作。兰州市委党校坐落在五泉山下，当年占地很多，从校门走到食堂大概要走二十分钟，校园里绿树成荫，像是世外桃源。

和父亲同时报到的还有师大历史系的调干生金世杰叔叔和田荣嘉叔叔。金世杰叔叔是北京人，大高个儿，稍微有些驼背，人很爽快，所以跟我父母关系一直很好。金叔叔跟“油啊”一个系，当年他们一伙在大方的“油啊”身上蹭油的时候就应该和我父母认识了。金叔叔的爱人叫向晓旭，是个很知书达礼的人，说话是北京人特有的那种抑扬顿挫，即便是背乘法口诀你都觉得是在说戏词儿。向阿姨和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在北京，和金叔叔牛郎织女很多年之后金叔叔才调回北京，九牛二虎之力不提，他们的青春也基本过去了。回去之后在崇文区当个区委宣传部长还是什么职位，直到退休。当年一般是金叔叔回北京探亲，向阿姨来过兰州一次半次。我记事的时候有一次向阿姨从北京来，那时候金叔叔已经调到文化局工作了，他住的单身宿舍在兰州的隍庙里面。隍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里面大都是木头的建筑，戏台、正殿、二殿、后殿、厢房、回廊什么的，一个接一个，雕龙画风的，在兰州很有气派的，但是从京城来的向阿姨可能就觉得有点像小孩子的过过家，而且还是土里吧唧的过过家。她也不太适应那四面透风的房子，又冷，有没有隐私，夏天燕子就在屋檐下面做窝。后来向阿姨对我说：兰州挺好的，我就记得我去的时候文化生活很丰富，每天都看唱歌跳舞。但是我估计向阿姨当年在兰州住过之后可能又给金叔叔的回京计划加些压力。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一年，他们的小儿子金波准备高考，我周末会转车若干次，从西边八宝山旁边的玉泉路，到他们在北京东南什么地方的家，去帮金波学习数学和英语。后来好像金波也没有考上好学校，我却因为吃了拿了很多好东西长了肥肉。

田荣嘉叔叔是山东人，短小精悍，口才很好，脑子聪明，手风琴拉得有相当的水平，为人处世也很不错。田叔叔娶的是兰大毕业的上海人徐碧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两个女儿，小的一个是记者，从小就唧唧咋咋很多话；大的一个很文静，听说大学毕业之后爱上了甘肃某藏族地区的一个藏族小伙子，天祝还是什么，为此跟父母闹得很厉害，后来就搬去那里住了。我离开家出去读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姐妹，如果见了我一定会恭喜姐姐的勇气。但是我又预感到他们的婚姻好像可能最后也没有坚持住，我要去打听一下。田叔叔家有几年就住在我们对面，他家先买了电视，每天吃完饭，弟弟和我就拿了小凳子到他们家里去看电视，徐阿姨一定是非常客气的。我还记得在他们家看的香港电影《画皮》，当时觉得很可怕，看完之后连从他们家里走到我家里大概五米的走廊都不敢走。我们兄弟看得太频繁，我父母肯定觉得很不好意思，过了一段也咬紧牙关，借了一部分钱，买了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日本松下的。田叔叔后来调到兰州市委宣传部当部长。

父母亲的好朋友黄汉章叔叔，我弟弟和我的李向阳，也在前一年分到了市委党校作教员。匡祁阿姨因为肺结核迟毕业一年，所以也是这一年分到一间中学当教师。他们是我父母结婚之后结的婚。黄叔叔直到退休还是在党校。三十多年之后的党校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过去成片的桃树苹果树槐树丁香树和桃树，大片的麦田，纵横交错的水渠，都跟我的在那里度过的欢快童年一样不见了。捉襟见肘的校园里只剩几颗孤零零的榆树，和四州灰突突毫无生气的楼房。

父亲报到了之后还没有把他办公室里的椅子坐热就被抽走，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城市社会教育工作。父亲先是被排到张掖的甘俊公社，在那里还见到了同去社教的母亲。后来父亲就被抽到由兰州市人事局局长张景学带队的社教工作组，在兰州制桶厂搞社教。制桶厂生产汽油桶。我的记忆当中，张景学伯伯从一开始都是个慈祥的老头。有一年他到我家吃年夜饭，我坐在他身边，他不时用一根筷子在他的酒杯里面蘸蘸然后放到我嘴里，我开心地要死，我父母也只是笑笑。第二天大清早，父母发现我我神智不清，父亲赶紧用毛毯包着我坐公共汽车去兰州第二陆军医院看病。路上让小风一吹，我就好了。于是父亲打道回府。所以我的酒瘾历史悠久。那一年，我大概两岁。

母亲也被抽去搞社教，在张掖寥泉公社。当年社教的起因好像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写的所谓《桃源经验》，现在去读很多人都可能对这份文件中的观点皱眉头，可是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再加上后来的社教运动又和《桃源经验》里面提的东西大相径庭，所以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母亲所在的寥泉公社工作组有几个甘肃省著名的话剧演员，精神食粮很足，但是伙食很差，所以母亲经常周末溜到县城，到周友义叔叔那里打牙祭。

寥泉公社有几个生产大队，有一天，团省委的雷雨田部长请母亲给在几个不同大队的社教队员去发工资，母亲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半路上狂风暴雨，她连自行车推都推不动。正好有一个农民拉着个大板车路过，我母亲用普通话解释说自己是寥泉公社的社教队员，实在是走不动了，能不能帮帮忙。农民看看全身湿透在发抖的母亲，二话没说把她拉到了大队部。那里正好有一个兰州第二陆军医院的大夫，也是社教队员，听诊器一听，说是心动过速，加早搏，心跳每分钟有一百三十到四十。母亲当时连饭也吃不下，在队部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被送回了兰州，住进兰州第三医院，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天。母亲后来就有了心脏病。

张掖就不能回了，她好了之后又被分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团委蹲点，好歹白银也算是个城市，又离兰州不远。同在一个队里面的还有一个师大同学，不同级，叫惠树人，也是团省委青工部的。他的姓发音是跟‘西’一样的。他后来成了省委书记肖剑光的秘书，再后来是甘肃省工商局的局长。

那时候已经接近一九六五年的年底，我父母的生活马上要发生很大变化。

讲父母讲的故事（9）

Fri, 09 May 2008 14:36:46 GMT

一九六四年，母亲先毕业，国家统一分配，择优录用，毕业生由省上党政部门先挑。甘肃省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雷雨田到西北师范大学去挑三个学生。雷部长，一个兢兢业业的搞人事工作的干部，选了三个。一个是体育委员贾文夫，男，甘肃人，长得高大魁梧，他分到了团省委青工部，后来到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再后来是省科委的副主任。另一个叫张惠远，男，张掖人，中等个子，浓眉大眼，文采好，分到青年部，后来是省轻工业局的一个中层干部。再一个就是文艺委员姚恒云，我的母亲，小卷毛，大辫子，小资情节，分到团校部，搞教育和辅导员工作，任务是培训基层团干部，同时也要下基层高团组织的调研。我问母亲当时雷雨田部长是如何挑选你们的呢？是不是要看看档案，看看成绩，再见见面，谈谈，也就是说，是现在面试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呢？母亲说那些都有，但是挑来挑去，最主要的一条标准是出身。我忽然想起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给我出的点子。我当时每年要回兰州探望父母，他们总要给我介绍对象，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我的同事我说：你应该把她们都请到一起，穿着比基尼呀什么的，然后先问她们十道高等数学题，再问十道基本常识题，历史，地理之类的，最后是十句英语问答，每个回答都打分，然后把每个人的分数都加起来，最后你就选那个胸部最丰满的。

我当时没有敢给母亲说这个故事。

我知道我说笑话很容易，但是当年很多父母的同学们，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原因，人生道路南辕北辙，讲笑话实在是有些不道德。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像前面说过的水天光，多才多艺的美女，分到偏远山区，死在洮河岸边，就说我知道的几个：“油啊”，历史系毕业生，分到永靖县的一个什么机关，去做财务，她的大手大脚自然不是组织让她改行做财务的原因，她的说不清楚的父母身份和在土耳其的亲戚，是；校花宛莉，国民党随队军医的女儿，教员；黄汉章叔叔的妻子匡祁阿姨，数学系毕业，才貌双全，国民党的高官的女儿，教员；中文系毕业的王彬阿姨，教员。再到后来，“油啊”，终生未嫁；宛莉，嫁的是对她来说并不是很般配的丈夫；匡祁，嫁了黄汉章叔叔，虽说黄叔叔是天下少找的好心肠的人，但是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实在太大，前两年我还听说匡阿姨突然要闹离婚，后来被许多老同学老朋友劝住了。王彬，嫁了几次，每次都找一个嫁之前配不上她、嫁之后又对不住她的银枪头蜡枪杆。

出身没有选择，她们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教员的两位阿姨，数学匡祁老师和语文王彬老师，后来在我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都给过我不少帮助。因她们的祸，得我的福，又是历史的小小不公。我从来都没有问过她们：有没有想过，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思想枳梏已经少了许多的年代，如果她们出身不同的话她们的生活之路会如何？这一定是个很残酷的问题，我不敢也不能想象它的份量。

我母亲在那一年九月份开始工作，先是试用期。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十八元钱，她给父母寄了些，给在山东的她的祖母，我的外曾祖母，寄了二十元。她的祖母收到后很高兴，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应该算是高寿。钱收到以后没几天，有一天她老人家在吃饭，突然头一歪，倒下后就去世了。脑溢血。母亲每月工资剩下的钱也不多，所以花钱也比较仔细。好在她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是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

母亲分到团省委的时候住的是机关宿舍，四层还是五层高的大楼，当年是兰州最拿得出手的建筑物之一，条件算很好。三个人合住，铺盖都是学校带来的。同时分到团省委的还有张嗣让叔叔，西安体院毕业的，山西人，一看就知道是运动健将，后来在省体委工作，离休之前在省老龄委。很多的“委”，我也不是个个都能说出全名，等有空的时候要搞一个索引。

前一年从师大教育系分到团省委的卢玉珍阿姨，后来我也比较熟悉，因为我们住同一个大院里面很多年——卢阿姨的爱人和母亲后来是同事。卢阿姨是山东人，结实稳当，很有才华，工作能力很强，为人处世非常得体，她后来掉到省劳动局工作，非常有实权的岗位，但是她多少年来都是那一副笑呵呵的老样子，离休的时候应该是副地级的调研员。跟卢阿姨同一年从师大去的另一个人叫李天泰，不太合群，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父亲当时还在学校里面学习，每个周六进城来找母亲，晚上就住在团省委的小会议室里。那时候条件好转，要是嗑瓜子的话也不是为了充饥，只是为了消遣。他们出去下馆子吃炒菜很少，经常是去团省委边上的一个叫大上海的面馆，从上海迁来的，一人一碗排骨面，很便宜，也很舒服。我长大的时候兰州已经是牛肉面的天下，别的面很难有立足之地。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早上吃牛肉面，一直吃到我上大学离开兰州。

讲父母讲的故事（8）

Mon, 05 May 2008 14:29:41 GMT

父亲多年以后说他当年在学校攻读列宁的著名著作《怎么办》的时候思想怎么都集中不到列宁的话上，他想的不是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是走，还是留？”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办法评论；在我看到的几个比较有权威的读书札记中，这本书被说成是列宁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碑，是俄国“经济主义”的彻底粉碎。我也没有去进一步去探究这“经济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它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那种意思的话，父亲权衡的东西经济主义占了大部分。一九六二年，父亲到西北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这期间西北的状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自然灾害中，西北饿死、逃荒的人到处都是，每次放假后从上海回来，他都被西北和上海越来越大的反差所刺痛。思前想后的结论是：回去。也正是这时候，文体委员的母亲在食堂递给了父亲那张纸条，要他到操场谈心。

他们的恋爱还没有谈多久，父亲就给母亲说了：“我要休学一年，回上海试试看能不能回去。” 母亲，多大的脾气呀，用学生干部的坚定口吻说： “不行。” 然后就再没有讨论下去，两人不欢而散。过了一天，母亲等着父亲才赔不是，也没有等到，就到父亲宿舍去查看，发现父亲的铺盖用具全都不没了。一个舍友对于母亲还不知道这事情感到万分惊诧，说： ”他？已经回上海了！” 母亲二话没说，甩着小辫，蹬蹬蹬地跑出了宿舍，跑出了校园，搭车到了兰州火车西站的行李托运处，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大包袱，上面是父亲熟悉的笔记：“忻杏华。兰州——上海。” 母亲一屁股坐在包袱上，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办完手续回来了，看着母亲，也没有说什么，两臂耷拉着，等着母亲缓过劲来。这个场景我自然没有看到，但是类似的场景后来在家里不时会发生，在矛盾面前，母亲通常急风骤雨，父亲也不搭理，等过了风头再理论，再解决。母亲总是抱怨说：“外人都说我脾气大，可是碰到你爸这样一个不跟你当时当面当场讲清楚的人，脾气大？嗨，都不是跟自己发脾气？”

两个人慢慢地走回了十里店的校园。这是一条挺远的路，两人的话都不太多。等到到了校园，两人达成了共识：父亲回去先找工作，找到工作就留下；找不到再回来，这边学籍保留，好歹也算一条后路。我父母都不是那种能说海誓山盟的人，那些平淡的、实际的相互交待，应该算是他们的海誓山盟吧。

回到上海之后，父亲的计划并不顺利。想要回去上海的各种情况的知青遍街都是，他连个户口都落不上，到处碰壁，只能在街道办事处新成立的一所补习学校当一名代课老师。他情绪低落，满腹牢骚。而母亲则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她向父母带话说她找到了朋友，外公外婆得知父亲是个南方人之后，坚决不同意，说将来生活习惯不同。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家里吃饭从来都有两种主食，父亲吃米饭，母亲吃馒头，最好还有大葱蘸面酱。我外婆看过父亲的靓仔照片，更是摇头说不行。她说父亲看上去很凶，可能不会对她的女儿很好；人又很瘦，像是得过了痨病；又竖着眉毛，反正，都不好。母亲自然没有告诉外婆父亲的肺部的确有一个钙化点，他当年掉到枯井里面心脏还摔出了位置，也没有告诉外婆父亲如何倔得像一头不吭气死往前走的牛。同学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母亲自作多情到底还是被上海人抛下了。又有几个男生想乘虚而入，乘机给母亲明里暗里献殷勤。但是，母亲也是个很犟的人，认定了一条道，她也能走到黑。弟弟和我也很犟，但是父母很少说我们这一点不好，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年，母亲花了很多时间给父亲写信。她和父亲平均两三天就互有一封信。母亲的信一般比较具体：”不要灰心，回来也无非多读一年就能毕业了”；或者，“不一定非要留在上海”；或者，“无非是我早毕业一年，哪有没什么关系”，或者，“实在不行你现在就回来吧。” 父亲的信一般很含蓄，叙述一些他的见闻，偶尔夹杂两句议论。当然，议论多半是牢骚。

其间母亲还到上海去看过一次父亲和祖母。祖母从不评价人，等我长大之后只是给我说过：“你母亲扎个辫子，总是笑嘻嘻的。” 在上海的姑妈说：“你妈妈说话嗓门很亮，声音特别好听。” 我后来告诉母亲她当年声音太大了，让人家上海人提意见。母亲途经徐州的时候在那里停了一夜，住在大伯家里。大伯当兵，对母亲很热情，照顾地很周到。后来大伯给祖母汇报说：“很好，个性很强。”

父亲经过西安返回兰州复学的时候也顺路在西安停了一下，既然母亲已经去见了祖母，拿他也应该礼尚往来，去参拜外公外婆。父亲在西安航空技校一个叫王志浩的同学家里借宿，放下行李之后带了礼物跟母亲碰面，母亲记得那件礼物，是一双红皮鞋，白色的带子。鞋盒子里面放了一斤上海的奶糖。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往我外公外婆家里走，他们住在西郊的边家村，外公外婆都是在那里去世的。路上的时候，母亲告诉父亲外婆不太愿意，因为你是南方人。我猜母亲说外婆不愿意没有说外公不愿意自然是有技巧的，一下说的太重，鸟惊飞了怎么办？父亲也没有啃声，等到陪母亲走到了边家村，父亲把放了白鞋带红皮鞋和一斤奶糖的鞋盒往母亲手里一塞，扭头就走了。在大街上，母亲也没有去追，又气又恨，含着眼泪回家了。外婆看着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回家哭成那样，赶紧拿热毛巾。外公唉声叹气，用山东腔恶狠狠地说：“要是小陈就不会是这样！” 听到之后，母亲干脆嚎啕大哭。

第二天外公看见母亲还在哭，叹口气问：“他什么时候会兰州呢？”

母亲边哭边说：“今天。”

外公外婆到另外一个房间嘀咕了一会儿，拿着个包袱回来了。外婆拍拍自己的女儿说：“人家也是专门来看你的，那你拿着这几瓶罐头去送送人家吧。”

母亲接着抽泣了一会儿，然后拿毛巾擦擦眼睛，拎着包袱出去了。

到了车站，父亲已经上了车。母亲把包袱给了王志浩，王志浩递给了父亲。这时候车开了，父亲看着母亲，挥了挥手。母亲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没过多久，外公要到西宁出差，母亲和父亲到火车站去看外公。外公第一次见了父亲，见面礼给了父亲两个猪蹄。外公对外婆汇报说：“看着孩子还不错”。那以后的很多年里面，父亲都是外婆最喜欢的人，每次父亲到西安去看外婆，外婆二话不说，一颠一颠地到大门外的自由市场给父亲买一只当年的鸡，因为父亲当年最喜欢吃。后来生活水平好了，谁都不愿意吃鸡了，外婆还是要坚持给父亲买鸡。父亲也不阻拦，有时候乐呵呵地和外婆一起去买。外婆去世的前两天，父亲母亲去看外婆，我就站在他们的身后。外婆已经不吃不喝、基本上在昏迷状态很多天了。老人家突然醒过来，抓住父母的手：“你们来了？你看，我也不能下地给你做点吃的，下碗面什么的。” 老人家的眼泪流了出来。后来她又昏睡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父亲毕业的那个夏天，在一个傍晚，父母带着当年这两捆厚厚的信到了十里店的黄河边。他们坐在河边，把信一封封地烧了。那时候天已是傍晚，血红的残阳映红了黄河。但是他们都知道，光亮在前，最艰难的时期过去了。

讲父母讲的故事（7）

Sat, 03 May 2008 05:00:17 GMT

母亲说第一眼就看上了父亲，在那个破旧的方桌边上，那个人头攒动的“政化灶”食堂里面。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母亲的——不注意也不行，文体委员是要经常抛头露面的——也不知道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爱下棋的父亲也许想了两三步，但是是爱跳舞的母亲先下的手。一九六二年的一天，夏天，还是在食堂，她偷偷递给父亲一张纸条，约他晚饭后到操场上去。调查调查。情况。

父亲，二十四岁，党龄五年，去了。

其实在递纸条之前，母亲见了另外一个男青年。

那时候，我外公外婆已经已经到了咸阳，外公参加修咸阳飞机厂的工程。外公手下有一个小伙子，姓陈，东北人，独子，外公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现在想起来，各方面会包括什么呢？当然出身要好，应该是党员，至少是党员的苗子，个头、身材也应该不错，不能太对不起我那扎着辫子、一米六五的母亲，人要老实，但是又不能太老实，像我老爷一样，还要顾家。这些小陈都完满达标。母亲在外公的一再督促下，专程到了咸阳。外公借故离开，母亲和小陈就绕着庞大的飞机厂走。母亲记得很清楚，那一天的月亮出奇的亮，出奇的圆，好奇又有些忧郁地挂在天上。他们两个绕飞机厂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再走了一圈，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所以母亲有很多的时间看月亮。后来就晚了，母亲就回去了。

回到家里，外公外婆殷切地等着母亲的肯定意见，母亲也不说话。

外公忍不住了，问：“怎么样？”

母亲说: “不行。”

外公平素威严，很少跟儿女玩笑。他皱紧眉头，用他浓重的山东腔问： “为什么不行？” 外公虽说很早就离开了山东，走东闯西，但是一辈子都是山东腔，尤其是发火的时候。老头火气很大，后来去世多少也和他的火气有关系。

母亲说： “一句话都不说。不会有感情的。”

外公反驳道：“慢慢就能培养起感情的。” 外公是出名的倔老头，但是他看看自己女儿瞪着他的一双眼睛，也吓了一跳。

后来家里乒乒乓乓炒得一塌糊涂。外公说: “行啊。你不服从，那么给你的每个月的十块钱就给你停了。” 那十块钱，是从外公外婆把刚刚上高中的母亲和大舅留在兰州，他们去了西宁之后就开始给的，那十块钱，曾经给了母亲很多，是她每星期到电影院里看电影、看丽达的来源。但是，母亲决心已定，不能为了区区十块钱，嫁一个绕飞机厂三圈都说不出三句话的人！再好的人都不行。许多年后，她还记得当时她的悲愤心情，她的脑子里反复回旋的只是一句话：“宁愿站着生，不愿跪着死。” 这句话据说是当年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曾经说过的，那时《人民日报》和《红旗》已经或者将要开始发表后来所称的《“九评”苏共》，中苏“兄弟”关系的解体已经开始，母亲在学校里学习政治的时候无疑会学到霍查的那句名言。活学活用，用到了自己身上，也算贴切。但是把关乎国家存亡、历史抉择的大事和自己的儿女情长混在一起，母亲的觉悟也不能算高。

每月十块钱，停就停吧。母亲没两天就回了兰州。她之后一年没有回去见父母。那时候我大舅早已经开始工作了，他每月给我母亲给点儿钱接济，还不敢让外公知道。好在那时用不着多少钱就可以读书度日。

在那个晚饭后的黄昏，柳枝婆娑，我的父亲母亲，在操场上第一次见面。他们自然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了，这次，应该说是第一次由我母亲把话挑明，由我父亲接受考验。我问母亲，为什么会看上父亲？母亲笑着假装瞪了父亲一眼，叹口气说： “唉，年轻，看走眼了呗。” 其实文体委员在乐颠颠地组织节目的时候早就留心观察了个仔细。一，他人很聪明；二，他的知识面很广；三，他上大课经常发言，很有见解，并且善于联系实际；四，他的胆子很大；五，他的个性比较强；六，他出身工人家庭；七，他是共产党员，安全可靠。 “还需要别的理由么？” 母亲反问。父亲一米八零的个头，长相也不错，长脸，浓眉，大眼，挺挺的鼻梁，用现在话说起来多少也是个“靓仔”，那算不算是个优点呢？母亲笑着说: “当年追我的，比你爸帅的多的是。” 大家都大笑起来。

母亲又加了一句：“不过，现在看起来，还就是你爸最好。”

前两天跟过去的一个好朋友聊天，她说看了我写的前面几段，很有意思。她提醒我说：“有个东西你一定不能落下，你妈跟我说过几次，跟你爸一辈子她很幸福。” 我这朋友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她知道这话的份量。

父母两个人的恋情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有一次上大课，全系的人都在。父母也忘了是什么课程，但是那个教授是个细高条儿，家里有一堆孩子，课讲得不好。教授在台上看见我父亲在打哈欠，于是当着大家的面，质问父亲：“你不爱听？”

父亲迟疑了一下，大声地说：“嗯，我不爱听。”

教授冷冷地说： “不爱听？你走啊！”

父亲夹起书包扬长而去。

全系的目光都盯在母亲身上，令她无地自容。她的不自在一直持续到今天，一有机会，就会指责父亲当年令她当众丢脸。

六三年，祖父在上海去世。父亲对西北失去了信心，决定休学回沪。父母的关系面临空前考验。

讲父母讲的故事（6）

Fri, 02 May 2008 15:40:21 GMT

在困难时期上学究竟怎么样啊？我有时候会问父母这个问题。他们总会说很苦，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注解。这次我请他们具体一些。母亲说：“一般是豌豆面的饼，早饭二两，午饭三到四两，晚饭二两。有时候晚饭是一锅豌豆面。午饭一般会有树叶和甜菜叶熬的一锅烩菜，有时候也有熬白菜，但是没有肉。树叶呀，菜梗呀，都要先腌上，要不然没办法吃。” 我问：”你们吃甜菜叶子，那么甜菜都到哪里去了？” 父母互相看看，说：“不知道。也没有问过。” 有一次父亲在吃烩菜的时候说“这些菜像猪食一样”，被人家打了小报告，受到严厉批评。当时人家没把伙食给他停掉，也许是看在他是共产党员的份上。听了下面的故事，你才能知道他的幸运。

那时候的故事很多，大部分是很惨痛的那种。比如，一个男同学，用打饭卡去食堂打饭，三两豆面馒头，吃完了之后还是饿，于是用橡皮擦把记号擦掉后想再打一份，被人发现了，也受到严厉批评，后来这个四川来的同学在高低床上上吊死了。“一个馒头引发的惨案”，早就发生过。再说，我们前面还说起桃树太矮不好上吊呢。再比如，学校后勤上的两个工人，负责分发每个学生每个月的特别犒劳品，半斤糕点。这两个人晚上看着堆着的糕点说：如果我们给学生每人少发半块，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吃了。于是两个人开吃，看谁吃得多。后来一个给撑死了，是那个吃得少的那个，多吃几块的那个没有死。也挺惨的，但是现在说出来又好像有些黑色幽默。或者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校园外面经常发生抢学生馒头的事情，可见校园里的情形还是要比外边好很多。

但是也不完全是伤悲的故事。父母的另外一个同学，叫付泽清，甘肃秦安人，个子不高，瓜子脸，写一手好字，人非常善谈，在他身上发生的却是是一个馒头引发的的爱情。他在食堂排队打馒头，剩了最后一个馒头，他给了站在他后边的一个小个子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叫王淑东，他们就这样认识了。由于吃的太差，后来王淑东全身水肿，付泽清就每天被这她上下楼去听课或者做别的事情。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王淑东好像在兰州七里河哪个中学当老师。这也算是当年苦难中的一段姻缘。我找到一个叫付泽清的人写的一本诗集，叫《红柳集》，也是西北的，我猜应该是同一个人。有两句是这样说的：“送过峁，望断坡，强忍的激情流出心窝窝，咋也瞅不见小哥哥。踮起脚尖拼死命地喊：等着等着你等着，阿妹有话说”。不知道是不是对着王淑东说的。也许不是。因为听说后来他们的关系很一般，付对王并不好。

另外一个故事，有关我的父母。我父亲的上门牙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那据说也是那段时期的印迹。当时吃不饱，他们又在谈恋爱。谈情事小，腹饥事大。所以他们最经常的一个谈恋爱的方法就是在老乡那里买一个完整的向日葵，坐在黄河边，或者校园里其他比较隐秘的地方，两个人把一个向日葵二一添作五平分了，然后谁也不说话，就开始嗑瓜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两个小时过去，瓜子也嗑完了，肚子也不饿了，感情也联络了。然后拍拍屁股，回去该跳舞的跳舞，该下棋的下棋去了。父亲嗑瓜子的技术稍微差一些，所以门牙留下了豁。父亲当年每月有十五块的调干生工资，够买不少向日葵的。多年以后，弟弟和我都到了能嗑瓜子的年纪，我们全家各自捧着新鲜的向日葵，谁都不说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温故知新。

那一段时间的另外一个人物姓马，叫马俊英，她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瘦瘦的，个子不高，下巴尖尖的，戴着副大眼镜，头发不太多。我也记得父母和其他许多同学给她的绰号：“油啊”。她家是回族，父母过去应该挺有钱的，钱是如何来的大家都不太知道，只知道她有些兄弟姐妹在土耳其。她是一个极其大方的人，有钱的时候总会邀了她的好朋友，其中包括我的父母，到校外的小饭馆去改善生活。学校的食堂一定是清汤寡水，只有到了外边才能尝到荤腥和油水。有时候不去饭馆，出去买吃的，大多是油饼，油条，油锅盔，油馃子，油乎玄（应该也是一种面做的油炸的食品）。所以大家都把她叫“油啊”。毕业之后，她分到了刘家峡水电站一个什么公司做财务一做就做了一辈子，也没有结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和一个鳏夫搭伙住在一起，那个人有一个男孩子，应该和我是差不多的年纪，还带到我家里来过，那时候我们大概都是七、八岁，他长得很秀气，怯生生的。

这之前，在我妈妈生我和我弟弟的时候，赶上文革的各种运动，照顾不过来，“油啊”还把她的外甥女介绍到我家里来帮忙。我也不记得她大名，小的时候大家都叫她“哈妹子”。哈妹子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她有个哥哥，叫“哈哥子”。哈哥子个子不高，瘦瘦的，稍微有些驼背。哈哥子、哈妹子和他们的父亲就住在兰州五泉山上边的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哈父比哈哥子还瘦，比他驼背得还要厉害，哈哥子应该看着他父亲就知道自己老了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小土房子边上还有一个窑洞，好像当时哈哥子就住在窑洞里面，像延安的老革命家一样。窑洞的外边养着山羊，有时候一只，有时候两只。哈父每天都要挤山羊奶，我第一次见了觉得非常神奇。我去试，让山羊差点把我的家伙踢坏了。后来也喝过一次山羊奶，拉稀一宿。到现在我对法国人爱吃的山羊奶酪还是有点心有余悸。我和弟弟不需要照顾了之后父母也帮助哈哥子和哈妹子找过几个工作，但是每份工作他们干不多久就都辞掉了，因为他们受不了汉人每天要上班的那种刻板。他们都是在五泉上下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小的时候，因为这层关系，“油啊”还时不时到我家里来跟父母聊天。后来我父母升了官，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倒不是父母有什么架子，他们很少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但是对来串门的所有人都客客气气。

十年前，我和父母闲谈过去的事情，又说起了“油啊”。那时候父母都已经离休，父亲在政协，算是半离休，家里又慢慢开始冷清下来。父母说他们跟“油啊”又联系上了：有一天父母忽然想起过去，想起了这位多年没有音讯的老朋友，说干脆去刘家峡找找她，她应该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于是他们去了，也找到了“油啊”。她在公司一辈子，已经退休，很好找。大家一起很开心的谈起过去，一起吃了饭，又聊到很晚，父母才回来。“油啊”搭伙的那个鳏夫死了，他的孩子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也搬出去，很少来看她，所以她又成了一个人。父母说她的家里是一贫如洗，真正的一贫如洗。我看得出，他们说起来的时候很难过。事后父母托人多次给她捎去米面油之类的日用品。再后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搬到兰州和仍然独身的哈哥子住在一起，靠她的那点菲薄的退休金过活。还是住五泉山上的那个小土房子，不知道窑洞和山羊还在不在？哈哥子听说还是做做什么小生意，长得跟他父亲生前一模一样。哈妹子不知道嫁到了哪里。

一两年前“油啊”还来过我家，和我父母聊天。我父亲给她削了一个苹果吃。临走的时候，她问能不能再拿一个，说要带给给哈哥子吃。父母把家里所有的苹果都包起来硬给她带走了。他们后来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很黯然。

父母常常给我说：“我们两个有时候会聊起同学，聊起过去。最后的总结是，我们虽然比上不足，比下真是很有余了。有你们两个儿子，我们又不愁吃不愁穿。我们很知足。”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讲父母讲的故事（5）

Thu, 01 May 2008 15:07:12 GMT

西北师范大学的政教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教育三个专业组成，大部分课程三个专业一同上，只有少数分别授课的课程。三个专业一共有二百一十个学生，女生只有十五个。按现在大学生的话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我母亲也不知因为什么，被选为学生会委员，分管文体工作，直接受校团委的有管老师领导。由于生活条件差，学习条件也差，怕学生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学校的办法是给这些虽说肚子里只有棒子面豌豆面但是身体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的年青人多组织课外文体活动，平常打篮球、排球，周末时交谊舞晚会，所以当文体部长很忙。我父亲对大学生活的描述是“平淡无奇，对人生耐力的考验”——至少在我母亲向他发动攻势以前。我母亲则描述说：“那时候，有张有驰，我心情非常愉快。”

他们学的课程是：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社会方展史，国籍共产主义运动史，逻辑学，还有（马列主义）俄语。我母亲过去还能卷起舌头嘟噜几句俄语，然后自己就笑得接不下去了。父亲的外语全免，所以连这点放松脑筋的机会都没有。三十年后，父母到伦敦来看我，拿了英文的地址，危机之中，还是父亲可以把英语单词用字母一个个地拼出来。

对当时的老师父母只有些淡漠的印象。教哲学的老师叫张学君，是留苏的，细高个子，细眉细眼，是个东北人。他是为数不多的、注意学生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感兴趣的老师之一，所以多年以后父母还能记起他的名字。另外一个讲过课的老师叫水梓，西北传奇式的教育家，经历坎坷。水先生的一个女儿当初就在化学系，叫水天光，好像还在学校的时候就结了婚，后来由于父亲（再次）受到批判，她也受了牵连，分到了比较贫困偏远的甘肃临洮当老师。后来就听说她被人诬陷偷了煤砖，跳河自杀了。我上网查了查，也有报道说她在文革尾声的七六年“批邓反右”的时候受到批斗，那年三月份失踪，五十天后遍体鳞伤的尸体在洮河一片浅滩上被发现。水家的一个当代名人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水均益，水梓的孙子。我还偶尔发现，水家的原籍是浙江鄞县，跟我们家一样。最后记得的那个老师叫郑重，是转业军人，喜欢说话。古话说言多必失，文革的时候郑先生有一次没有留神，说露了嘴。谚语说“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就成了那条谚语，反正黄河就在学校边上。多年之后洗清了的时候已经太晚太晚了。

六零年，六一年，我母亲，头发有点自然卷，有时候扎个辫子，有时候剪成短发，穿着朴素但是绝不寒掺，甚至咋看千篇一律的服饰仔细看还总有些独具匠心，但是又是很不经意的那种。总之，她很有点小资，但是又完全让那些要揪小资尾巴的人抓不到证据。按照校团委的意思，她乐颠颠又很郑重地跑到各个班调查，向上级反映情况，组织演话剧、独幕剧、歌咏比赛和每周的跳舞晚会。过去我还见过一张剧照，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很浓的妆，其中一个我可以辨认出是母亲。她说那是《青年一代》的剧照，她演的是林雨生的母亲，宛莉阿姨演的是林雨生的情人。我本来还以为是达式常演的《年轻的一代》，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是一部当年红遍全国的话剧，似乎所有的剧团、院校、机关都在演，我看看所有那个时代过来的专业演员都在个人演出历史上列有这出戏，有个演给周恩来看，有的是贺龙、刘少奇。据说这些老革命家在看的时候都会抹眼泪，可见感人至深。

父亲自然轮不到演热门话剧。听说他曾经演了一段上海的《独角戏》，谁都没有听懂。

我问母亲当时还有谁和她一样活跃？我母亲警觉地感到我的带着圈套的问题，说：“我有什么活跃的，只不过是完成组织上给的任务。不像你爸，觉悟太低，光知道下棋。” 父亲也不反驳，只是作一个鬼脸。但是他们都说起一个同学，叫李杏朵，山东人，小矮个子，大眼睛，当时挺活跃的。李杏朵毕业以后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厂。其实，记得，李杏朵，也不是因为她歌唱得好，或者舞跳得好，而是因为她嫁给了另一个同学刘宽，还生了一对儿女。刘宽中等个子，不胖不瘦，后来是省人事局的局长，在大学里上学的时候就和李杏朵结婚了。他分到了甘肃省煤炭局组织处任组织干事。刘宽不是坏人，但是也不值得在二百一十个同学里单独记一次。记住刘宽，是因为他后来再娶的是我母亲同宿舍的甄秋菊。

三个同系的同学，这就该是个故事了。再加上甄阿姨和我父母的关系都很好。

甄秋菊阿姨后来和她高中河南的同学王宝安结婚了。王同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见过也早忘了。他在国家航天部工作，北京。结婚的当月甄阿姨就生了一个男孩。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当年可有很多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甄秋菊阿姨分到了甘肃省委宣传部，后来调到了甘肃省煤炭局。她和老公一个北京，一个西北，关系也不太好。后来甄阿姨要求离婚，王不同意，说甄阿姨要离婚的理由他可以找医生吃药给自己治疗。有一年冬天，甄阿姨正好去北京看她自己的哥哥，我猜也把离婚书给了王，王没有在离婚书上签字。甄阿姨闷闷地回到兰州，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晚上很冷，她想生炉子，找来柴火，又给柴火上到了煤油，一点着，火焰暴起，烧到她。赶过来救她一命的，就是住在隔壁的刘宽。甄阿姨的脸当时烧伤的比较厉害。北京的王同志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寄过来。当时应该是甄阿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之一吧，刘宽在旁边给她打气。后来，甄阿姨的儿子，刘宽的儿子，甄阿姨，刘宽，组成了新的四口之家。他们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听说都很争气，尤其是刘宽的儿子，对甄阿姨很好。甄阿姨我长大的时候也见得不多，倒是常常听父母说起他，她不是那种喜欢串门的人。她的脸上的疤痕稍稍能看出一些，后来她的官也作得很大。人们见了一个女领导，又见了她脸上的疤痕，总会肃然起敬的吧。

李杏朵后来嫁给了北京航空学院还是什么学院的一个教授，岁数大她很多，移居北京。听说很多年了，她还是不能忘记过去这段伤心的往事。

这个故事我是很多年之后才刨根问底知道的。父母虽说愿意让我了解我的那些叔叔阿姨的往事，但是不太愿意说这类事情。其实，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家庭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命运的组合，但是在当年它在人们的道德罗盘上嗡嗡作响——只不过谁都不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