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走的时候希望我父亲带全家跟他一道去长沙。 这之前上一次我父亲有任何机会离开这爱不能恨不能的西北还是在一九六三年， 将近二十年前，当时他主动从大学休学， 只身去了上海， 一年之后， 铩羽而归。这一次， 他谢绝的上司的好意。 二十年里面， 从西北东南飞的孔雀没有断过踪影，很多他们当年一起来的同学都想方设法回到了上海， 父母为什么要决定留下来呢？ 很多年后我问起父母， 他们说当时孩子还小，转学对孩子的成长有些影响， 所以决定不去了。 再说， 长沙也不太熟悉， 去了人生地不熟，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几年之后又有一个机会去杭州，父母也回绝了， 那时候他们快奔五十， 觉得还是不动的好。 母亲说： 如果当时赵书记要是去杭州， 说不定我们家就都跟去了。 后面的故事该如何写，也都成了未知数。 但是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和父亲单独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件事情， 他说我们是不可能去其他任何地方的，因为我母亲哪里都不想去。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 因为母亲从中学就在兰州， 她不太吃米饭， 对南方的炎热和潮湿都不感冒，唯一她感兴趣的属于南方的东西是那里的新鲜蔬菜和各种海鲜， 但是对于她这个更加喜欢吃大葱蘸面酱的人来说，那些也都是可有可无的。退休之后他们更是很少出来， 基本上都在兰州活动。 本来对他们来说兰州是外地， 但是大半生之后， 别的地方都是外地，兰州才是家乡。

有一次弟弟、弟妹带着小侄子到香港来玩， 我们把小侄子哄睡了之后三个人喝了很多酒，最后大家都酩酊大醉， 我干脆就趴在客厅里吐了一地。 在这之前，我记得弟妹对我说： “我要给你提个意见。 你上一次来说兰州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有些太侮辱人了。”  我摇头否认， 说自己没有也不会说那样的话， 我的确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但是我相信她不会凭空捏造。当时她也没有细究， 于是大家又喝一轮酒。然后又喝一轮。 过后我又想起这个问题几次， 想我对兰州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不是我在走南闯北之后开始嫌弃我的父母后来改认的、我的真正意思上的故乡？ 不能说没有。 兰州， 对我来说， 是父母， 是弟弟弟妹和侄子，是大舅大舅母， 是不伦不类的母校， 是我成人之前结交的几个最诚恳的朋友（就连许多朋友也七零八落， 很多离开了兰州）， 是苍凉的黄河，是许多逐渐远去的亲戚朋友和熟人， 很多人我在这里忆起，是我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少年和日渐淡漠的回忆。 父母为我提供了条件， 我远走高飞，有时候用太多批评的眼光看待这座城市。 父母没有想过太多的关于兰州的好或者不好， 因为这是家。 多年以前他们被历史不经意甩在这里，他们苦苦经营， 仔细生活， 正派作人。 弟弟弟妹也不太想， 也因为这是家。

几年前， 我和父母谈到西北这样一个大的话题，我问他们对这片落后贫瘠的土地的看法。 父母说他们的生活也许相比于在上海或者在山东来说条件要差很多， 吃了更多的苦， 但是西北并没有对不起他们，如果留在沿海富裕的省份， 他们也许只能是个小学教师吧， 西北给了他们许多机会。包括他们认识的机会， 生了弟弟和我的机会。

父亲把赵书记一家送回湖南， 安顿下来， 由在张家界转了一圈， 回了兰州。 刚开始他们还经常互相通通电话， 省上有些事情要咨询赵书记， 也是通过父亲跟他联系， 后来联系也就不是很频繁了， 赵书记的两个姑娘如果来兰州都会和父亲见面。

从湖南回来之后父亲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任副处长， 这个职位他干了四年， 到一九八五年。 四年里面最有意思的故事有两桩，一桩事给中央写关于提拔胡书记的材料， 另一桩是有一次父亲差一点要对上司动手， 那是一位在陕北参加革命的老牌革命家。 前一个故事我所知甚少，父亲又不愿意讲， 后一个故事我略知一二， 每次想起， 我都会微笑， 因为我可以很真切地想到那就是我的父亲。 虽说他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我们兄弟两个做了做事他也不过是瞪一下眼睛， 但是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仗势欺人和欺软怕硬， 他最做不出的就是阿谀奉承。这位上司吃的正是溜须拍马的那一套。

母亲总是说， 父亲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太倔， 性格耿直， 所以大好的仕途被他自己断送。 父亲就会接茬： “嗯， 就你知道得多！”  “不过也好， 要是你爸还当什么大官， 早就被气死了，” 母亲又会补充说。

母亲听说我在写这一段， 特地叮嘱说这些事情还是不要说的为好。 我说： 唔。 母亲又说： 如果你非要说， 也要注意分寸。 我说： 唔。

这个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也牵扯到前后任省委书记的故事， 不能不说。 不过不是今夜， 也许赶明儿我喝些酒之后再写？

千禧年四月， 赵处琪老人在长沙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父亲代表甘肃省委去湖南参加追悼会。 那时候父亲已经退居二线，任省政协常委。当时湖南台播了很长的一段新闻， 人家还给我父母送了一盘新闻的录像带， 我也没有看见过。 老人一生正派，他为官的态度和新的世纪早已是大相径庭。 父亲回忆说他回兰州的时候去飞机场迟到， 赵书记的小儿子小六子让飞机停了几分钟等他。小六子当时是长沙白沙机场的政治部主任， 现在应该是更大的官了。 两三年前， 赵书记的一个女儿跟父母联系，说他们儿女几个在谋划搞一个父亲的纪念册， 想请我父母去找一些当年她父亲任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时的文献。父母拿着湖南省委的介绍信到甘肃省委办公厅换了新的介绍信， 然后去省档案管翻检历史， 或者， 准确地说， 翻检一个版本的历史。 档案馆里很大，四周全是硕大的柜子， 按照时间和人名排列各种材料， 中间有几张大桌子， 供人们阅读。 他们找到了当年那一届领导班子的三个卷宗，包括各种文件、会议记录、批示等等， 他们复印了一些资料寄去了湖南。我想细问里面有没有些什么现在看了令人惊讶的东西，父母同时笑着说这怎么可以告诉你！ 我不知道父母看着那些历史的记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也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几十年后公开各种政府文件的时候人们看了会是什么样的心境。我希望中国人会有那么一天能享受到这个起码的权利。

赵处琪在甘肃一共待了三年， 七八年到八一年。他离开甘肃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西北的气候不太适应， 尤其是入冬以后，因为肺气肿感到呼吸有困难。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他是中央空降到甘肃任常务副书记的， 当年他五十多岁，在一干省委领导里面算中等偏年轻的， 那时候还基本上是按年龄排顺序的年代， 所以省里有几个老头暗中并不服气，但是年轻干部则比较喜欢赵的做事风格。 因为对西北的工作和干部都不太熟悉， 他也可能觉得领导别人并不是十分得心应手，这也是他向中央提出调回湖南的另外一个理由吧。 

我问父亲那几年你都帮助赵书记做了些什么工作， 他说秘书嘛，不就是给领导当助手， 照顾领导生活和子女， 帮领导写各种讲话稿、发言稿和报纸上要发表的稿子。 我问赵老头把你的稿子改动多么？ 他说： “文字上不太改， 但是有时候会就宏观上的观点提出意见。”  其实写稿子也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写好拿给领导看， 首先要交给秘书长看，修改之后再送到赵书记那里。 赵书记一般很少就写文章之类的事情让手下的人紧张或者发脾气。后来当年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后来任省长的李登瀛观点比较鲜明， 甚至比较尖锐， 有时候他会看不上几个秘书的文稿，打电话叫秘书长上来具体知识文稿应该如何草拟。 李登瀛是为数不多的出生西北的高级领导， 文化课都是后来补习的， 但是他肯学好钻，连科班出身的秘书们有时候他也看不上。 省委一把手宋平和赵处琪的关系不错。 赵召集省委会议， 宋讲话， 一般都是这样的流程。 宋平做事很稳妥，说话慢悠悠的， 从来都不会疾风暴雨。 他是研究部门出身， 所以研究方针和政策很在行，这在中国是无疑很需要才智和眼光的。也有人说宋平做事稳妥有余， 开拓欠缺， 别人去他那里请示什么问题， 他很少会说是或者否， 甚少明确表态。用官场外面的话说就是个滑头， 用官场上的话当然不是这样说的。

赵老头在甘肃的三年，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三年，既要对文革以及历次革命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又要重新建立面临崩溃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总结和反思自然要恰到好处，既要让人们刚到我们的党是真正意识到了过去教训的沉痛， 又不能让人们“反思”得过了头，去开始质问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种苦难的根源。当年的工作重点有三项； 第一， 要对历史各种政治运动进行清理和复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甄别、平反和安置。 第二， 对“三种人”及时进行处理， 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运动中提拔起来的人进行处理，先回原单位审查， 根据调查结果， 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第三， 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把思想注意力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中去。这各类人员中当然重要的一环是干部工作， 老干部能用的一律安排使用， 同时物色、培养和提拔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面去， 搞好年龄梯次。

再大的目标和工作重点， 都要具体到每天的琐事， 和这些琐事关系到的种种人物。 不过， 时间和人物， 都像沙滩上的城堡， 像远山上的云朵， 像嘴里吐出的一个烟圈。它们的印迹， 却在当事人的心里， 有的说的出， 大部分都变成一片水墨画般的飘渺。

弟弟似乎被赵书记一家“借去”过周末几次， 他正在那种憨憨的、好玩的年龄， 况且他又是个嘻嘻哈哈的好脾气， 谁都愿意逗他玩。我已经开始心事重重了。 进入省委家属院是要过持枪站岗的士兵， 我只去过一次半次， 没有什么大的印象，只记得不知哪个领导家里的园子里面高高的木头架子上爬满了四季豆， 夏日里灿烂而朴素的小花到处都是。 赵书记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 没有文化，很和气， 她也是从山西出来的， 遇事没有太多的观点， 都是听老公的意见。 带到兰州有三个孩子， 两个姑娘， 一个小儿子。大姑娘现在在北京，虽说他父母都是山西人， 但是她是典型的湖南人， 说话前半句还没有说完后半句就已经开始了。我两三年前还和她两口子吃过饭，她老公在开发行任司长。 当年她自己考上工农兵大学生， 毕业后好像在兰州的一个什么研究所做行政几年。 小姑娘当义务兵，专业下来好像也是在什么研究所。 小儿子我们比较熟悉， 瘦瘦的， 高个子， 热心肠， 稍微有些娇气， 因为他曾经和我们是一家人，他的户口有一段落到我家。湖南考大学的分数线在全国比较高， 甘肃比较低， 他父亲走的时候离高考时间不太远了，所以他父母决定让他落户我们家一段时间。 可惜他临场发挥太差， 好像也没有考上好的大学。 我的羽毛球就是他开始教我的。几年前我在长沙机场转机，打电话找他， 他正好不在。 想起来， 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过了。

父亲开始给大人物当秘书， 我们家也从平房搬到了楼房。 我到不太记得这两件事的前后顺序或者因果关系， 也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搬进了市委党校的家属院， 而父亲去了省委。 新分的房子在三楼。 本来分给父亲的是一个中套， 一大间， 一小间，外加一个小厨房，厕所要和另一户共用。这其实要比我们平房住的房子小一些， 还没有了那个大院子。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搬过去的理由是父亲跟党校副校长景山私下早有约定， 景山以副校长的职位要两套房子， 其中一套就是我家旁边的小套，然后这一套换给我们家住。 父亲是拿什么换的，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用西固的另外一套房子， 因为景山就住在西固，但是那套房子是如何来的我就更不知道了。 当年房子还是国家统一分配的非卖品， 认识人的话我想不难弄到一套两套吧。 这样，我们家又多出一个大间作为客厅， 多出一个厨房作为杂物间。 四口人， 刚刚好。 最好的一点是厕所也归我们家独用， 跟在平房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区别。

平房的厕所四个大院合用， 常常是人满为患， 里面非常肮脏。 那时候还没有到冲水的年代， 排泄物直接流到后边的一个池子里面，夏天的时候上面是一层涌动的白色的蛆， 现在想起来都令人作呕。 奇怪的是我对那里肯定是喧天的臭气倒没有一丁点的记忆，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到处都很臭， 所以鼻子没有现在这样敏感吧。 男厕所和女厕所之间只差一堵墙， 上面是通的， 其实本来厕所也只是半封闭式，只有蹲的一边才有屋檐遮盖。 我记得男厕所和女厕所之间的墙常常被人用东西钻了洞， 女厕所那边用一些不知名的东西堵起来。 不知道是我的幻想，还是小的时候听人说过， 我好像记得医院住的那个姓钟的“默默子”是这些洞的创作者。我还记得读余华的小说《兄弟》上集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李光头的爸爸趴到厕所底下去看另一边的春色的时候掉进了粪池， 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况，虽说要在我们的厕所做那样的动作需要一个瑜伽大师才行。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厕所蹲下来解手才发现自己忘了带手纸， 正好地上有一张——也许是用过的， 免问。 他正要去捡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人， 也蹲下办事，也发现自己忘了带手纸。 他决定蹲着等旁边的那个人走了再捡。 这两个人越蹲越气， 都以为另外的人是故意不走， 看自己的笑话。 一会儿，一个人的儿子来了， 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去。 他爸没好气地说： “你去叫你妈拿一张行军床来支在厕所， 我就不信！” 儿子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人的儿子也来问了。 这人义愤填膺的说：“你去告诉你妈我跟她离婚！看谁飙得过谁。” 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大叫： “妈——！” 母亲就会派父亲或者弟弟把纸送来。

粪池的货物由拉着小木车的农民定期收拾，每个粪池都划分给了固定的农民， 有时候有来偷粪的农民， 如果正好被合理合法的主人撞见， 那么一场大打出手时免不了的，那也是我们当时的娱乐节目之一。 两个农民拿着一丈来长的粪勺你来我往， 让我们联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关公战秦琼的样子。 看的时候还不能太近，因为可能被流弹所伤， 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回到家里会被“洗衣机”狠狠瞪一眼的。 我后来问父母记不记得这事儿， 他们说从来没见过。

新的抽水厕所时我们登时从农业社会攀升到文明社会， 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两三年后母亲又分到了一套房子之后， 那个厕所时坐式的，而我们过去的都是蹲式的。 从蹲到坐， 这才能算文明的质变。我很快适应了坐式， 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回到不文明的过去了。偶尔去乡下或者什么偏僻的国家玩， 没有坐的地方， 我只能把一次解手分成三段。 记得在有了坐便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母亲都要回到老房子里里面去办事， 因为她没有办法用这高等文明的玩意儿。 新家到老家要来回走四十分钟， 走了几个月之后， 她想向现代文明投降了。

父母坐办公室年代久远， 都有痔疮， 所以天天晚上要洗关键部位， 母亲尤其把这件事当成是一个近乎神圣的任务， 水要开水，凉到适宜的温度， 里面要放几粒红汞， 擦也要专用的纱布。 我的每处房子里面都有她备的专用的盆。 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和几个朋友谈起洗身体，我说要放两粒红汞才比较好， 引得好几个人哈哈大笑， 大家都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她受痔疮困扰很多年，天天解手都是当成一项革命任务来抓的。 她聚精会神， 在走廊来回踱步， 说是在酝酿情绪。 那时候我们是不可以打搅的， 否则几天没货，后果不堪设想。 我母亲除了爱看电影， 再就是爱看有关各种各样病的文章， 我们家里的各种药物从来都是足够开一个中型药店的。我工作了之后又一次我随口说我可能坐办公室太久， 也得了痔疮。 她马上问：是内痔还是外痔？ 肠子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血？ 等等。 我赶紧说： “我说错了， 我得的是脚气。”

都说的不雅的东西， 是高级文明所不齿的。

说说副校长景山吧， 但是我又知道的太少。他是个老革命， 被分到党校养老。 他似乎有不止一个老婆， 但是我不能确定， 但是我现在想， 他肯定是挺花心的那种，那时候进了城的老干部很多都是这样。 他要的两套房子一套我们住， 另外一套他的女儿住。 他的女儿是个哑巴， 好像神经也有些不正常，见了我父母和我们兄弟都嘿嘿地笑， 我父母常常跟她比划两句， 我就赶紧溜走。 有一段时间不见她的影子， 突然她又出来，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听父母说， 她自己在隔壁用一把剪刀生下了那个孩子。 似乎谁都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但是也许大家都知道，谁都不说而已。 后来我们搬走了，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她。

七六年夏天一天深夜， 我和弟弟在床上睡觉， 突然间我们被父母推醒， 母亲抱着弟弟， 父亲抱着我， 冲出了家门。 唐山大地震，我们离唐山相隔千里。 我们站在院子中间， 迷迷糊糊的， 父亲和邻居王叔叔在讨论如果围墙倒了我们的距离够不够远。 折腾了个把小时，很多人都把铺盖拿出来睡在外面， 母亲拿不定主意， 父亲就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他的一贯观点是： “该死的娃娃毬朝天。”  母亲也没辙，后来招呼我们回去睡了。 之后的许多天里人们都睡在外边搭的简易帐篷里面， 我们都是睡在家里的。 我们对唐山地震所知甚少，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当年唐山死了多少人， 很多年后我们也都没有细究过如果决策正确的话能够少死多少，很多年后的另外一场大地震才使我们能够大致猜测当年唐山的惨痛。 我们对后来的那一场灾难所知甚多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科技的进步。  

唐山地震不久后华夏大地的另外几场地震虽说缺少血腥， 但是完全不缺乏地动山摇的戏剧性： 毛主席去世， 四人帮倒台， 华国锋接班， 这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政局变化意味着官员的变化。 一九七八年， 甘肃省多年很左的一把手冼恒汉下台， 中央任命宋平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主持全省工作，他也是后来使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中央同时调湖南省委书记赵处琪到甘肃任省委常务书记。赵处琪是山西人， 华国锋的同乡， 初中毕业， 人很正派， 做事很认真， 待人接物都很坦率，之前他还做过岳阳地委书记，湘潭行署专员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人很清癯， 看上去半是威严半是和蔼。 他从湖南带来三个人， 两个算是他的副手：一个叫张贵， 到兰州市当书记， 另一个叫刘公泰， 到天水市任副书记； 另外他还带来了秘书小周。 小周不太适应西北环境，来了两个月之后要求回湖南， 赵处琪要张和刘在基层给他物色一个秘书， 他不太想通过省委办公厅来找一个对省委大院很熟悉的人。刘在天水公安局找到了一个人， 叫何明宝， 后来成了甘肃省公安厅的厅长， 张在兰州市委找到了我的父亲。 具体是如何找到的， 我不太清楚，我前面说过， 我党通过基层的网络寻找干部的过程既有整体的系统性， 同时又充满了机缘和变数。 

赵老头把两个人的档案都调来， 仔细看了关于两个人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的评价， 约了两个人分别去谈话。父亲说当时他们随便聊了几句， 赵老头当场就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来做我的秘书吧。 你回去考虑一下。”  多年以后， 父亲问过赵老头，为什么当时选他。 赵书记回答说： 当时觉得父亲的嘴比较严。 可惜， 父亲的这个优点我一点也没有学到， 我天生是直肠子， 大嘴巴。

那天晚上回来父亲和母亲嘀嘀咕咕地商量这件事情的利弊。 利处自然很清楚： 从市上到省里， 这是一个大的台阶，对于个人能力的提高应该是有很多好处的。 当时文革结束才没多久， 父母觉得不被批斗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 能够提高自然更好，我猜测他们当时不会想到这一步棋日后对于父亲的升迁是很有益处的， 因为大规模提拔知识分子还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后来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十拿九稳的升官途径， 给领导当秘书， 也还不是主流的游戏规则。 弊处是工作压力增加， 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照顾领导， 需要全力以赴。 两个人嘀咕的结果是第二天回话： 去。 

刚去的时候压力很大， 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在市委党校舒服惯了的父亲显然没有很好地锻炼过。 听母亲说， 他常常回家很晚， 有时候把公文包忘记在自行车上，包里可能有绝密文件什么的。 母亲看到了不断消瘦的父亲， 就常常在肉铺外面排队， 专门买好的猪骨头， 熬了汤给父亲喝。 很快，最初的适应阶段过去了， 后面的工作轻车熟路。

说起肉汤，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当年我在伦敦骨折之后第三次手术， 父母急匆匆去使馆签证， 忧心如焚。 在上海领事馆， 签证官问： “你们去英国干什么”。 母亲说儿子腿断了，我们去照顾他。 签证官又问： “那你有护理的经验吗？” 母亲摇摇头说： “没有。 但是我可以给他熬汤。” 说着眼泪就簌簌流下来。人家二话没说就给父母签了半年。

在开始公开出售文凭之前， 很多年中， 兰州市委党校都是个很清闲的地方， 即便是开始出售文凭之后的忙碌也和教书上课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校可能有些零星的火种， 但都不是能够燎原的那种。 这里的人， 大多是谋个闲职， 三年两载之后，有雄心的人调到别的地方传播火种， 没有雄心的则重新开始新的一轮三年五载。 文革之后， 大家都坐下来， 回想当时有谁干了不地道的事情，说了不地道的话， 大家可以写匿名的检举材料。 这场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运动叫“清理三种人”： 究竟是哪三种， 我也没有完全搞懂，我一直认定就是参与打、杂、抢的坏分子， 但这似乎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 不过，正是这种弹性大的概念才有利于达到各种不便说得很清楚、或者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目的， 历来各种运动都是如此。 而且，清理的过程所出现的事情和手段不能不让人多少回想起文革中人和人是如何互相告密、互相监视的。 但是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进步则是无视现实：在这场新的运动中， 至少思想不再是犯罪的主要手段， 至少人们保持了些许尊严和文明， 打人的情况很少见。 

文革期间父亲在党校政工组工作， 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打、砸、抢， 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 顾家， 偶尔要下乡去接受教育。我记得小的时候去过父亲的办公室， 平房， 前面有两排有很多刺的玫瑰丛， 夏天里粉红的花朵散发着甜蜜的芳香； 玫瑰丛和办公室之间是一排果树，主要是苹果。 办公室是把角的一间大房子， 几个同事一起用， 里面是办公桌， 文件柜， 毛主席像， 不知为什么， 我好像记得有几盒粉笔。父亲的办公桌上是墨水瓶， 几摞文件， 一部呆头呆脑的电话。 唯一吸引我的东西是曲别针， 我每次都装一口袋， 然后一个个地把它们撑开，想要拧成什么有艺术性或者独创性的东西， 可惜我的心也不灵， 手也不巧， 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 每次都把它们拧断为止。 办公室的同事我大多忘了，记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叫朱秀兰， 搞美术的， 专管板报之类的事情， 短短的头发， 人很干净， 后来我们家搬到楼房成了邻居。她离过婚，两个儿子都跟她姓朱， 那时候是很少见的事情， 小的时候就经常听人在背后嘀嘀咕咕。 她和自己的父母以及她儿子住在一起，她父亲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家长， 说一不二， 如果孙子表现不好就真正要砸断狗腿， 所以连个孙子看上去都很乖， 顺着眉眼，  但是乖的表面下面却藏着许多别的东西。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断断续续几次被借调到东风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给书记们当秘书， 先是给军人秦桥当秘书， 后来是老干部刘永海。 我不知道为什么组织上会选中父亲作秘书，也许是他的一笔字比较好， 也许是他的文章写得很好。 在中国的宦海， 这两样本事很重要。 刘永海是个慢性子， 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是如果别人把他的慢认为是缺乏决断那就大错特错， 老头子说话一字一顿， 斩钉截铁。 他先是在兰州市当纪委书记， 后来到区委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又调回市委搞纪律检查。 我本以为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 看起来之前就有。

这其中几年父母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母亲总结说： “我先后被评选为机关和全局提桶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 受到了组织和领导的表彰，和同志们的认可， 为今后走上领导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嗯哼，” 我皱着眉头问： “妈， 这不是写革命报告哎！难道这真是那几年给你留下的记忆吗？”  母亲笑笑说: “那年头， 有什么记忆， 能把你们两个养活就不错了！"   在他们的记忆中， 下一个历史参照点已经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被粉碎的事情了。

我倒是还记得几个小小的故事， 都很小， 无足轻重的那种。

还是在那三间平房， 那个长着狗尿苔的臭水沟， 那个养着许多食肉的母鸡的院子里面。 平房没有暖气， 所以冬天要生煤炉子。 这都是父亲的事情，母亲从来都不插手。 他们之间分工明确： 母亲负责日常采购， 三顿饭； 父亲负责其他， 最主要的洗衣服，没有洗衣机之前母亲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把父亲叫忻华牌洗衣机。 两个爱跑爱跳的男孩子， 外加父亲上海人又比较爱干净，所以家里总是有很多要洗的衣服。 但是父亲从来都不洗母亲的内衣内裤， 每次挑出来， 由母亲自己洗。 母亲常常为此怨声载道，但是怨了几十年也没有成效， 最后还是洗衣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矛盾。 刚开始家里生的是那种叫“北京炉子”的煤炉， 虽说是铸铁做的，但是还算小巧玲珑。 炉子生在里屋， 父母的睡房， 烟囱却从墙上的洞里穿到外屋， 然后从门上面的窗户上面出去。在外头烟筒的尽头一般还会系一个玻璃罐头瓶子， 收集里面掉下来的焦油， 以免掉到人身上。 里屋的烟囱上有一个插板， 通过它可以调节通风的大小，烧煤的速度， 这自然是父亲的份内工作。 有一天父亲要去乡下， 傍晚忘了把插板打开就离开了。夜里我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煤炉就睡了，半夜我起来撒尿， 刚一下床就栽倒在地上。 母亲看见了， 想要起来拉我， 自己却昏昏沉沉起不来。她硬撑着爬到床边， 开始敲隔壁邻居的墙。 幸亏那时候的建筑质量一般， 隔音比较差， 隔壁王再忠叔叔很快就过来， 砸开门给我们换空气。我的一泡尿， 救了两条命。 

王再忠叔叔好像是党校的裁缝， 人精瘦， 他爱人姓朱，叫朱秀珍， 和前面说的朱秀兰是一个地方来的， 兰州安宁区的一个什么村子， 每个人都姓朱， 同一辈的人都用同一个字。 朱秀珍阿姨比较丰满，眼睛有一点小小的三角， 所以看上去比较凶。 他们家里三个孩子： 建设， 建兰， 建民， 都比我大很多， 不过都对我很好。建民小的时候养很多鸽子， 很是令我眼馋， 因为我们家里只有鸡。 我常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到他的鸽房里去捉他的鸽子玩。有一次他宰了几只鸽子煮汤给我家送了一盆， 那是我平生记忆中最美味的鸽子了， 后来我走遍五湖四海， 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的鸽子，几年前听说建民也因为和别人打架被人给捅死了。 王叔叔和朱阿姨经常吵架， 我父母也免不了常常过去劝。 有一次王叔叔过来到家里给我母亲诉苦，我在做作业， 朱阿姨突然一脚把门踢开进来了， 吓了我一跳， 她满腔怒火地蹬了她老公一眼， 也不吭声， 慢慢抬起头， 转身，很戏剧性地摔门出去了。 王叔叔忙给母亲赔不是， 灰溜溜地走了。 没多久父亲就回来了。 再没多久， 建民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让我父母过去劝架，说要出人命了。 我父母匆匆跑到他家， 我跟在后面， 从门缝里望进去。 朱阿姨站在房间一角， 大义凌然， 我估计课本上学的赵一曼就是这个模样；王叔叔被建华和建设哭着抱着， 他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 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个杂松把我的人都丢尽了！ 老子今天不活了！” 父母赶紧上去拉架，王叔叔一挥手就把菜刀剁在他们家的八仙桌上。 父母把他拉到我们家， 他放声大哭。 大家又想哭， 又想笑。

父母都回忆说父亲于文革后的一九七七年跟着刘永海调到市委的清理三种人办公室任副主任，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似乎清理三种人的运动是在一九八三、八四、八五年才轰轰烈烈地在新的一轮整党运动中进行的，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的记忆上有些偏差？但是我记得父亲在文革之后的确是搞了一段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 每天他都带回来大量的告状申诉的信件回家阅读， 我对此兴趣很大，天天软磨硬缠父亲， 说我也要读， 父亲有时候被我缠得不耐烦， 就让我读。 其实我的醉翁之意是在那些信件的信封上： 我那时候收集邮票，很多伸冤信件的邮票都很漂亮， 对我来说是不啻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今天回过头去想， 我可以想象那些写信的人在贴邮票时候的心思： “经历了那样多那样久的磨难， 今天才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去说说这个人世对我的不公，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读我的信， 我一定要贴上最好看的邮票。”  当年我读了很多信， 虽说那些惨痛的故事基本上都忘光了， 但是小小的我也知道了人生的苦难是没有止境的： 你觉得生活待你不公，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名字， 没有传记， 没有任何的依靠， 只想过平平淡淡的一生却被历史莫名其妙地甩入了炼狱——连哭的眼泪都没有。父母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谈论到一些案子，很多离奇的事情就连大人也觉得匪夷所思令人发指。 我对这个制度如何缺乏自我调整机制的观点可能就是在那时候慢慢形成的吧。 

那时候家里常常来的一个陕北老太太， 也是要替她老公伸冤的， 具体的冤情我早就忘了， 但是大致是她的老公， 陕北一个老革命，如何在文革中间被批斗， 要平凡； 平反了之后要经济补偿； 补偿了之后要根据物价调整和新的老干部政策重新评估； 等等等等。她前前后后到我家来了将近有七八年， 每次来了之后盘腿一坐， 看见家里的菜需要摘捡她就捡菜， 看见弟弟或者我的纽扣掉了一个她就缝纽扣，父母从来都对她很客气， 她口口声声对父亲母亲说： “你们就是我的红太阳！” 我们后来都忘了她姓什么， 当面叫她奶奶， 背后都叫她“红太阳”。她的有着重重冤屈的老公我们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听说不太好意思到处去宣扬他的革命历史， 也许是因为历史被涂了太多的脂粉。 后来我离开家，每次回去都会问父母红太阳最近怎么样了？ 刚开始， 父母说：  “她有时候还来， 但是岁数大了， 小脚， 也不太方便。” 后来， 父母说： “有两年没有见过老太太了， 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又过几年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们的过去， 被放在记忆的角落， 慢慢地收集尘土。

二零零二年，　我在古巴打排球的时候股骨粉碎性骨折，　又得了骨髓炎和骨不愈，　父母过来帮忙，　在伦敦住了几个月。　我在家养病，　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我们三个人经常坐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面聊天，　聊天的内容大多是过去的事情。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把内容纪录下来，　我的记性现在不太好，　很多东西都忘了。　有一天说起对过去的遗憾，　父亲说，　他最大的遗憾是我弟弟的教育，　以致于他后来没有考上大学。　我不记得当时我们有没有说起对于弟弟的教育，　哪些事情做得不够，　哪些做得不好，　但是我记得父亲说，　最主要的问题是他的英语，　每次考试才十几分，　最后他高考就差八分而已。　我当时觉得很有愧，　因为我的英语很好，　可以用英文写专业书，过去也曾经给弟弟补过课，　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　没有什么成效。　母亲在前一段说起她升官过程的时候也提起很对不起的就是弟弟，　当年他高考的时候家里没有人，　父母都在出差，　他只能吃冰箱里面留着的东西。

教育孩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说我没有多少评论这个问题的资本——很多时候，　主观客观的因素似是而非或者背道而驰，　结果则是毫厘千里。　我现在觉得，　从后天来讲，　弟弟在不到一岁到两岁多之间不在父母身边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　从先天来讲，　我们两个的智力水平相当，　但是他的性格要比我好，　没有我的小气、浮躁和挑剔。　还有，　他比我要白。　当时父母都要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把弟弟送到西安外婆家里也是万般无奈，　不到三岁回来上保育院的时候，　很多东西已经根深蒂固，　所以每当我听到朋友准备把孩子交给父母带一两年再接回来我总是试图劝阻。　我很早就走上了功课做得好然后受到老师和父母鼓励然后功课做得更好的良性循环，　所以父母不太管我，　腾出的时间用来管弟弟，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反作用，　他的循环是功课做得不好然后受到父母单独照顾而生起厌恶情绪然后功课做得更差。

住在平房大院子的那些年应该是我受教育的最重要的几年，　从保育院到小学四年级，　我现在回想父母当年是如何做的，　又很难找出些主题，　只有些星星点点的碎片。　父母说，　我刚刚上学的时候成绩也就是中下游，　天天都要玩，　功课做不完常常由母亲偷偷代做，　有一阵西安的靓仔小舅在我家里住一段，　做功课的工作由他来完成。　我还记得向母亲抱怨：　“你看看，　你的字写得这样潦草，　老师会发现的！”　好像到了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我连乘法口诀表都不会背，　又一次被父亲逮住了，　质问我为什么不会背，　我支支吾吾的。　父亲厉声说：　“那你今天晚上就把它背会，　背不会不要上床睡觉！”　我记得我用的铅笔盒是从上海带来的泡沫塑料的那种，　当年是很高级的，　乘法口诀表舅印在铅笔盒封盖的背面。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兼我和弟弟的睡房里，　嘟嘟囔囔地背乘法口诀。　越背越怨，　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高级泡沫塑料铅笔盒里面。　过了午夜，　母亲从里屋出来，　说：　“赶紧去睡吧，　明天再背。”　我已经背会了。　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是一个契机，　后来我的各门功课考试都很好。　父母很少强调我非要在什么时间做完什么功课，　他们其实挺讨厌那些一味重复的作业，　只要成绩好就中了，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玩，　到快考试的时候加一把劲，　一般也不是去背书，　只是掌握大概的意思，　反正也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我的成绩一般都挺好的，　这种应对考试的方法我沿用到现在。

说起我的高级铅笔盒，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我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老师不知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把我的铅笔盒弄到了地上，　好像什么地方摔了个裂口，　我对着老师嚷：　“你这个卖Ｘ货！”　老师姓李，叫李婧，　刚刚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　看着我愣了一下，　然后放声大哭，　边哭边对班长说：　“你把张校长给我找来！”　张校长是个干瘦的东北老太太，　嘴里经常叼着根香烟，　她多次在全校集会的时候当众扇过一些学生的耳光。　父亲认识张校长，　她也没有扇过我，　我想它如果扇过的话我父母会找她算账的。　张校长来了，　李老师哭声凄厉，　她满怀仇恨地说：　“张校长，　这个孩子我教不了。　这个班上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张校长一边抚慰被我诬陷了的李老师，　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　“去，　把你爸叫来！”　我耷拉着脑袋去办公室把父亲叫到学校里面。　父亲听了之后严厉地教训了我一段，　令我去给李老师赔情道歉，　但是李老师不吃这一套。　父亲叹了一口气，　对张校长说：　“那我们孩子转学了。”　他领着我去不远处的另外一间小学去找他的熟人，　但是他的熟人正好不在，　要过一个月才能回来，　没办法，　他又领着我回到原来的小学，　兰州酒泉路第二小学，　对张校长说：　“五泉小学的ＸＸＸ不在，　孩子转不进去，　你总不能让他在家里呆着吧？”　张校长狠狠咂了一口烟，　对我父亲说：　“你把他留下，　你回去上班吧。”　我还是在李老师的班上，　后来李老师对我还是挺好的。　我毕业之后听父亲说她还找过父亲，　求父亲给她办什么事情，　好像要调出教育系统还是什么的，　不知道很来办得怎么样。

也是多年以后在伦敦聊天的时候父母和我又谈起这件事，　我突然问：　“我平常不说脏话，　那时候那样小，　怎么会说‘卖Ｘ货’这个词呢？”　我和父亲同时把目光投到母亲身上，　因为她有时候在气头上用这个词。　母亲连忙说：　“哎，　跟我没关系，　屎盆子别往我这里扣！”　父亲和我都不说话，　只是笑。　母亲又说：　“都怨你姥姥，　经常用这个不文明的词。　还用山东话说。”

在小学我的成绩不错但是调皮捣蛋所以没有什么大的出息，　当过一段副班长但是不久也被换掉，　最得意的事情应该是当学校的旗手吧，　我的个子长得很高，　脸蛋又像潘冬子，　所以不选我选谁？　那时候经常有各种游行，　所以我要常常走在学校师生的最前面。　每次游行，　很早就要集合，　父母回回都对我说：　这样大的游行，　大家一般都迟到，　所以你也别着急，　先把早饭吃完再走，　所以每次都迟到。　但是我是旗手，　他们又不能不等我。　每次都要穿白衬衣，　我的个子蹿得很快，　白衬衣很快捉襟见肘，　父母每月的工资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有一次母亲就把她的白衬衣给我穿了。　我到了学校，　李老师给我化妆，　看到我的白衬衣的纽扣和男孩子穿的正好相反，　就对我说：　“回去给你妈说，　以后不要穿你妈的衣服了。”　我回家就哭了一通，　父母不为所动，　但是没过多久还是给我买了一件新的白衬衣。　我从小学到中学，　穿衣服都很普通，　很多都是父母的衣服改的，　弟弟更惨，还要穿我剩下的，　但是我们的衣服一般都挺干净的。　到现在我们对名牌衣服都没有什么兴趣。

父母总的来说对我比较放任但是不是放纵，　只要不是什么明显不对的事情，　干了也就干了，　只要不撒谎就好。　有一阵院里的小男孩都偷偷抽烟，　我也跟着抽，　父母也不管，　家里桌上放着的烟，　我要拿也就拿了。　又一次家里来人，　我当着大人的面点了一根烟，　冒了两口，　我那时候可能只有十岁，　客人大惊失色，　问父母怎么不管。　父亲说：　“哪里管得了？　当面管了，　还不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抽？　那还不如当着面抽呢！”　所以我从来都对香烟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不是禁果。　　

虽说我家的院子里面只有两户，　但是我们整个家属院里面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　这本来是一块三角形的地皮，　一共盖了四个大院，　前面的两个大院是很长条的连排房子，　一户里外两间，　大概一排有十几户，　每户对面是伙房或者杂物间，　也有人家人口太多，　对面的房子也住人，　做饭就在院子里面。　二院的中间还有一条狭长的花园，　很多人家种菜，　也有人家种花。　三院只有两户，　外边是贾世麟一家，　我常常端着饭碗，　边吃边到他家玩耍；　里面是魏爷一家，　魏爷侍弄一个大的葡萄架，　到了冬天把藤埋到地里，　到了春天又挖起来，　夏天半个院子都被这颗葡萄数遮住，　上面结满了令人想入非非的葡萄。　前不久我和弟弟到兰州市公安局给我的护照延期，　一个女民警上来问我认不认识她。　我摇摇头。　她笑笑说：　“我是三院魏爷家的！”　我还是没有什么印象，　估计她是魏爷的孙女，　当年是个眼睛大大不太说话的小丫头。　她又说：　“我管的就是出入境工作，　你每次回来，　你搬到香港，　还有你父母到伦敦去看你，　我们都清楚。”　我被吓个半死。

还有那些别的孩子呢？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一院第一户的母亲叫“尕媳妇”，　她家的丫头叫“英国间谍”，　常常被我们欺负，　“英国间谍”的弟弟叫“屎肚子”，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大便不出来，　听说他祖母把腌韭菜塞进了他的后门，　然后对着猛吹了一口气，“屎肚子”咕嘟咕嘟拉了一床，　全家满心欢喜。　再往里走，　刘家，　妈妈是我和弟弟小学的老师，　我第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逃票就是和她在一起，　记得我们去看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她把用过的车票偷偷交给我，　然后我一挥就下车了。　她和老公好像是近亲结婚，　几个孩子都有些问题。　一个儿子很聪明，　但是走路有些跛。　又一阵他和二院蔡家的小姑娘谈恋爱，　二毛的奶奶王奶说：　“他们两个人下午钻进房子里面，　窗帘拉得死死的，　过了半个小时，　姑娘出来，　脸上红扑扑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脸红？　再往里走，　是寡妇丁家，　她家有两个丫头，　比我大一些，　我常常和她们一起玩，　后来一个丫头顶替她母亲在百货商店站柜台，　我上大学的时候又一次还特地去找她，　但是没有找到。　再往里面，　戈奶奶戈爷爷，　从小照看我。　然后是钟家，　家里一群男孩子，　有一个叫“卧大驴”，　我也不知道这个绰号是如何来的，　还有一个叫“讨吃”；　妈妈叫马芬兰，　我们背后都叫她“马粪”；　爸爸叫“磨磨子”，　兰州话里是喋喋不休抓不住问题本质的人。　他好像在过去在运动中受过刺激，　所以神经有些问题，　抓不住本质也可能是一种应对的办法。　“卧大驴”有一次勾引我逃学，　我们一起去五泉山公园，　我给他支肩，　他踩在我肩上掏燕子窝，　我把手插进口袋，　摸到一把钥匙，　才记起那一天是我值日，　要早起开门扫地的。　赶紧把他撂下，　跑到学校，　打开教室门，　老师和同学都已经在里面了——她们都是翻窗户进去的。　那个腿脚不太好的数学老师徐老师见了我，　怒不可遏，　一把把我推出教室，　门在我背后咣当关上了。　逃学是我父母坚决不能容忍的，　那以后，　他们命令我少跟“卧大驴”来往。　还往里，有一户姓冯，　他们家的一个男孩叫“脏娃”，　跟我差不多大，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　他姐姐也有个怪怪的绰号，　但是我忘了。　二院的人印象不深，　脸上红扑扑的蔡家闺女，　父亲是个酒鬼，　母亲有些神经不太正常，　但是常常和父母聊天；　杜家，　老是养一条凶恶的大狗，　隔一段就杀了吃肉，　那时我知道杀狗的残酷；　徐家，　有一个神经分裂症的儿子，　我们都很害怕；　魏家，　又一次我肚子痛得要死，　给我扎了八针，　立竿见影，　放了几个冲天大屁，　好了，　但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扎过针。　

这些邻居都是父亲在党校的同事，　除了刘姨二毛一家之外跟我们家比较近之外，　父母都和其他家保持友善关系，　不会到人家家里串门，　但是在路上碰到会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人家的孩子到我家里来，　也礼貌待之。　不是那种好到让那些小孩子天天都要到我家里来的礼貌，　而是让人家小孩子感到家里大人很善意但是有很有权威的那种礼貌。　小孩子不常到我家里来，　用我母亲的话说：　“家里又不是旅店。”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建党五十年大庆， 母亲入党了， 介绍人是林勤鞘和张少朋。 林叔叔当年是政工组的组长， 母亲的顶头上司，后来他家和我们是邻居，瘦高， 不太说话， 我觉得挺本分的一个人，但是听说好像文革的时候也站错了队伍， 不晓得是东风还是西风，文革之后受到影响， 我也不大清楚。 张少朋我就更不太记得了， 似乎是从公安专业到地方的——储备局当年是绝密单位，里面很多人都是部队或者公安专业到地方的——他后来调去了北京，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母亲两年前刚刚分到储备局的时候就递交的申请书，考察了一年半入党， 她说是算快的。 她又加一句： 当年入党可不像现在， 人数很少， 是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她说她从靖远北湾五七干校第一批被组织抽回来又被派入国家一级保密单位之后就估摸着自己应该差不多够标准了， 所以就递交了申请书。 入党也不是没有些波折， 中间她流过一次产， 有时候迟到早退， 而且作为主管宣传的干事， 板报有时候办得不够热火朝天， 所以有人颇有微词。 幸亏有几个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老干部， 觉得这个姑娘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 极力推举， 最后才通过了各种程序。 三十七年之后，我在电话上问母亲： “那么你当时为什么要交入党申请书呢？” 她嘿嘿笑了， 迟疑了半响。 我调侃地问是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 我母亲答： “那是当然！” 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是政工干部， 没有党员一块牌子工作怎么搞呢？”  我说： “哦”。

母亲那时候在储备局已经有两年了， 在机关政工组搞宣传教育工作。 政工组的业务范围是组织、干部、劳动工资和宣传教育， 大家各负责一头，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忙。 母亲在给我写的这一段的回顾上说： “在这里工作， 学习到了很多业务知识， 为今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当面问母亲这一段给她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她可没有提到什么业务知识， 她说： “天哪， 忙啊！ 白天要上班， 中午还要赶回来买菜做饭，都是煤炉子， 急死人。 你弟弟小的时候我上午下午中间还要偷偷溜出来骑自行车赶回家给他喂奶。 中间时间很急，　有时候我骑车到楼下，还没有上楼梯就开始解纽扣准备喂奶了！” 父亲、弟弟和我听到了， 互相坏坏地看一眼。 我说： “那是不是全楼的男人都拿着小板凳， 坐在楼梯口，等着你一天两次的表演？” 全家哈哈大笑。

三、四年前， 父母经不住我三天两头喋喋不休的央格， 最终答应各自给我写一点对过去的回忆。 一年过去， 他们给我交活儿，母亲写了十九页， 父亲写了十五页。 都是大格子的稿纸， 一页填满是两百五十六个大字。 我当然开心得要死，他们写的东西为我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我现在把他们写的东西翻出来， 找对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八这一段的描述， 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一页纸。 昨天弟弟跟我说， 我的小侄子最近作家庭作业， 老师让他们用六个词写一段文章，我的小侄子洋洋洒洒， 写了六页。

如果我问父亲母亲我们家的这十多年都到哪里去了未免有些矫情， 因为丢掉这十几年的是那一代人， 是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

不过， 如果我真要问父母这十多年的下落的话， 他们可能会指指我， 指指弟弟， 说： “呶！十年的成果，就是你们。” 十年里面，弟弟和我疯长， 十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像两粒在大火烧过的森林地面上生长的翠绿嫩芽， 完全不知空荡荡的头顶上曾经的茂盛，完全不知那空气里面仍然缭绕的凄惨的歌声。 我们的时代， 那时候才刚刚开始。 从很大的意义上，父母的时代也是那时候才开始的，他们即将各自走向人生旷阔的舞台， 但是， 他们永远无法摆脱那十年的战战兢兢的影子。 永远无法。

这十年， 母亲忙着东抄西抄办板报， 买菜， 回家喂奶， 从基层单位买来价钱便宜但是父亲很爱吃的猪蹄和猪头； 父亲忙着东抄西抄编简报， 带我，洗衣服， 拾掇猪蹄和猪头。　弟弟和我都是不到三岁就被送进了全托的甘肃省保育院，每周回家一天，之前我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长大的，弟弟则是在西安外婆家的大院里长大的。 父亲每天上下班都用自行车驮着我， 忙的话把我放在后院的戈奶奶那里，不忙的话就带着我在党校一望无边的大院子里蹓跶。　黄汉章叔叔从西安回来，　汇报说弟弟拖着鼻涕，　骑着一根竹竿在我外婆家的大院里到处跑，高唱：　“满山的松树青又青，　满山的松树根连根”。　弟弟回到兰州家里以后的别名是“破坏分子”，　很多习惯都是他在“满山松树”时期养成的。　那时候家里之后外公外婆，　一切都依着他的性子，他在屋子里的时候所有的板凳必须是倒着放，　四腿朝天；　他喝完水的茶缸和吃完饭的饭碗都是要扔到院子里面，　由外婆一颠一颠地捡回来，　所以他的用具都是很结实的金属做的。　这样多年以来我也猜不出我那脾气很大的外公如何能容忍这一点？　弟弟不到三岁被接回来，　说要喝水，　我给他倒了一杯，　他站在门口喝，　喝完扬手就把杯子扔到院子里，　玻璃杯应声而碎，　我们三个人目瞪口呆。　他后来为这类习惯吃了好多苦头，　经常挨骂。　每次他挨骂，　我就乐滋滋的，　更加积极地在父母面前显摆。

七十年代初，　我们从只有一间房的禄家巷搬到了有三家大房一个大院子的闵家桥。　那个院子是党校的家属院，　里面住了两户，　我们家，　和王再忠叔叔家。　本来院子里面有一个臭水井，　不知道流到哪里，　井口经常长着很漂亮的蘑菇，　大家都叫它们“狗尿苔”。　后来父亲把这口井给填住了，其间还和一个长得像巫婆一样的老太太为此斗争许久。

院子很大，　我们的房子是西边靠南的三间，　父亲用一些木条和向日葵的杆子靠东墙弄了一个鸡窝，大概能有三十平方米大。　里面还用砖头盖了一个小房子，　供鸡公鸡婆们晚上就寝——基本上都是鸡婆， 鸡公都早早被吃掉了，有一阵子母鸡下蛋不多，父亲还借了邻居的一只鸡公在我们家的鸡窝里风流了几日。　院子的西边是一个木器厂的露天仓库，　野猫很多，　所以每天晚上鸡进了小房子之后还要用木板把门顶死，　免得晚上野猫来偷腥。　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母亲听到隔壁厨房里面叮叮咚咚地响，　于是父亲拿了手电和一个拖把杆儿去侦查，　发现一只野猫偷偷进了厨房被困在里面，父亲拉开灯和野猫赤膊大战。　父亲说那是只很肥很壮的猫，　看到自己毫无退路，　竟然选择扑上来和父亲对决。　此处略去让动物保护主义者眼晕的若干字之后，　父亲把肥猫——曾经的肥猫——扔回了木器厂仓库。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大家又说起这件事，　我说我要一付猫皮手套，　父亲搬了梯子爬墙去找那只猫，　但是那猫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南墙边上建过一个兔子窝，　里面养着黄汉章叔叔给我要来的两只长毛兔子，　但是养了没几天兔子就不见了。　大家都说是猫把兔子给叼走了，　我当时也没想什么。　现在回过头去想，　其实很蹊巧：　为什么猫不去偷鸡而去偷兔子呢？　也许被什么人偷去煮了汤？　也许被我母亲晚上偷偷放进了不远处的菜地？　她一贯不喜欢小动物。　家里养鸡，　基本上是她的容忍极限了，　那还是要鸡不停地贡献鸡蛋才行。

在兔子窝和鸡窝之间是我的一片花园，　里面种着我的牵牛花、爬墙虎、大丽花和扁豆角，　还种着几棵向日葵。　向日葵结果的时候我们慢慢把葵花籽都给吃了，　只留下我认为最漂亮的一颗。　秋天慢慢到了，　父母对我说了几次：　“那颗葵花该摘了，　要不然葵花籽会烂在里面。”　我说：　“就不！”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发现我的宝贝葵花面无血色地躺在饭桌中央，　父亲母亲用愧疚的眼光看着我。　我嚎啕大哭。　哭完了，　坐下来和全家一起把葵花吃了。　我们家吃向日葵有着悠长的历史，　但是这一个向日葵我现在都记得。　之后我再没有种过向日葵。

但是还是家里鸡的故事最多。　父亲的一个朋友在粮站工作——这个粮站的朋友将来我们还要提起——经常给我们家拿来一麻袋一麻袋的谷子和糜子，　所以我们家的鸡都长得特别肥。　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在养鸡场工作，　我们家的鸡也都是最好的莱杭鸡、芦花鸡和九斤黄。　九斤黄是肉鸡，　因为吃得好，　所以个个肥得像美国人，　走路的时候硕大的屁股左一摆右一摆的。　有几只鸡长得太肥，　蛋都下不出来，　脸涨得通红，　快要被憋死了，　父亲才把鸡给宰了，　鸡的肚子里面有好几个已经完整的鸡蛋！　每天我的任务是捡鸡蛋，　那时候鸡蛋根本就吃不完，　一些送给亲戚朋友，　一些做成咸蛋。　我的一个自己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是预报每天鸡蛋的数目。　我到鸡窝里面把母鸡一个个抓住，　用手指去探测究竟有没有蛋，　然后加好数，　跑回去报告。　大人说我是捣蛋鬼，也不是没有道理。后来父母说我的办法太不卫生，　我就停止了。　鸡窝里面谷子糜子很多，　下雨天就会长出小苗，　成群的麻雀天天来偷食。　后来我学了一种用两块砖头和三根火柴捉麻雀的办法，　基本上每次都能捉到，　捉到之后就把活着的用细线绳拴住腿然后让麻雀扑腾扑腾地乱飞， 直到飞死为止，然后扔掉。　父亲看到了，　也学会如何去捉麻雀。　他把捉来的麻雀用剪刀剪成小碎块，　我们家的鸡吃惯了碳水化合物，　一见到血淋淋的荤腥之物，　疯狂争抢，　后来那些鸡就更肥了。

家里前后还养过两只狗，　一只是杂种，叫大黄， 另一只也是杂种， 叫二黄。 大黄英勇无畏， 被贼给毒死了；　二黄有勇无谋， 在我们全家出去看戏的时候挣开了链子， 一直跟着我们，　因为看戏来不及了，　父亲说狗会自己回家的。　我们看完戏才发现狗丢了，　我又哭了一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