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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rams 二十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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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008 no comment较真 今天又花了很多时间看地震的消息。看了几篇比较理性，比较客观的博文，谈论救援工作的不足和迄待提高的地方，也说起了对于政府的态度：做的好的，鼓励，但是不应该去感激涕零；做的不好的或者是我们平民百姓不清楚的，应该抱有怀疑的态度，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监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大家不断提醒自己的观点，在西方社会这算是普遍的观点，在中国社会还没有。 说起中国的不足，有的外国媒体很起劲。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媒体的主要作用不是宣传，歌功颂德，而是监督，披露不足。但是有份很著名的报纸，昨天用半版的篇幅数落中国的贪官污吏和被偷工减料的学校教室，造成大量的学生死亡。今天用头版半版的篇幅，外加第二版半版，历数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对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姓李的领导昨天在电话会议上的关于宣传导向的批示。然后头版用的是在中国各大报章见报的总理的照片，二版用了几个解放军解救伤员的照片，加的注解说这就是国家控制媒体导向的结果。然后这篇报道还引用了几条中国网络上的‘异己’声音。其中的一条把雪灾、西藏的动乱、和地震的日子拼起来，然后找到奥运会开始的日子，说这是老天的报应。让人觉得很可悲。 这两个问题其实国内网站都有讨论，我觉得都是中肯和重要的，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在痛定思痛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应该去寻找答案的第一个问题。但是一家外国报刊，把关于中国地震的所有篇幅用来说这些，会给外国的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呢？要我说，至少是片面的。 气不过，早上坐下来写了一封抗议信。一般我的怨怒针对的是中国没有骨头没有良心财迷心窍的媒体。这一次，换个方向。
5/13/2008 i am not here, i am not there如果 昨天地震。死亡同胞一万多。还有许多不知下落。成都的朋友全家还都好。去峨眉山谒佛的两个友人也都好。很多人不好。看到北川县城满目疮痍的照片，看到一间学校的师生尸体在操场上排开的照片，甚难过。作骨科医生的朋友说他已经待命令准备去支援。他在唐山。 网上可以看到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在行动。希望效率，冷静，科学，公开多一些，面子，推诿，操控少一些。唐山是前车之鉴。缅甸是反面教材。 &&&& &&&& &&&& 下午临去机场之前，同事说本来要我来开的那个会议取消了，客户忽然觉得风险太高。取消就取消吧。我对此毫无任何感觉。这也并不令我奇怪。我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好久是这样了。公司的勾心斗角一点也没有让我改变自己的兴趣。还是来了。吉隆坡，很绿的城市。 夕阳很美。很短的瞬间。相机没用，眼睛凑合吧。 去游泳。１２０米长的泳池。 在房间里面点餐吃饭。 一个多月没有出差，一切好像都很陌生。接下来是巴黎和东京。
5/12/2008 讲父母讲的故事（12）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用“史无前例”这个词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前面，用这个词的时候多少也会暗示它也将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是说类似的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空前，又绝后。我对中国历史了解有限，兴趣更少，但是我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类似的事件，对文明、对文化、对独立人格的无情践踏。如果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中产）阶层不能有效地成长，如果一个对当权阶级的监督机制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它的再一次发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在史无前例地生她的大龄头胎。 我父亲和北京大汉金世杰出去串联，好像是去了成都，母亲捎话命令他赶紧回来。生孩子，对于他们两个人都是头一次，当他们看到裤衩上的一点点血迹的时候就以为孩子要生了，于是父亲赶紧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去了省妇幼保健医院。因为孩子的位置比较高，母亲的腰很粗。护士长叫谢云美，上海人，后来我也认识，检查了一下说：“还早着呢。回去吧。” 父母恳求说什么都不懂，能不能就留在医院，保险一些。谢护士长答应了。 一连三天都没有什么动静，我父亲每天到医院去三、四趟，上火，嘴角上全是疮。到第四天，去医院的干劲开始下降。第四第五天，兰州下着大雨。夜里，大夫们全都走了，病房外面的青蛙呱噪得让人烦心，可是这个孩子还是一点儿也不着急。第五天，我母亲痛得对着大夫大叫：“孩子我不要了，求求你了，让我走吧！” 这孩子才总算漏了个头，最后好歹用产钳给拽出来了。母亲需要缝针，拆线的时候还漏拆了一针，以后经常发炎。 母亲痛得睡不了觉，孩子也整夜哭，父亲就整夜陪着。没过几天，看大家都坚持不住了，他给上海的祖母打了电话，求她过来帮忙。祖母二话没说，背了一壶咸鸭蛋，一旅行袋的挂面和尿片，上了火车。祖母不会说普通话，她的一口宁波话能听懂的人也不多，也不知道老人家如何在西安转的火车。到了兰州火车站，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哪一班车到，祖母只有一个父亲寄给家里的信封，上面写着兰州市委党校和父亲的名字。祖母，背着大包小包，把信封给别人看了，嘀嘀咕咕说的话人家也听不懂。好心人就给市委党校传达室打了电话。父亲赶到火车站，祖母见了儿子，眼泪哗一下就流出来。 十平方米的小平房也不够住，祖母和母亲和我的哥哥住在家里，父亲住在党校办公室。祖母每天拿着大盆去洗衣服和没完没了的尿片。她也不敢到外边去，因为话也说不明白，跟母亲对话都要连比带划的。 文革如火如荼，机关和社会一样，都分成了三派：“革联”，“红联”和“红三司”，现在我都需要去看历史书才能知道这三个派别究竟都是些什么，总而言之，他们观点各异，但是现在也看不出来哪一个有一点理性。母亲参加的是“革联”，产假八周之后就要回去参加机关内部和社会上的斗、批、改。那时候的机构没有说哪个左，哪个不左，只有左和更左的。父亲母亲的工作单位，一个是共青团省委，一个是共产党党校，都在革命的浪尖上。市委党校揪出了两位副校长，其中一位我认识，叫李荣棠，他们的罪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和金世杰叔叔刚刚回去在教研室，不过谁有什么心思搞教研呢？在这场火热的群众运动中，你要么就是滚滚洪流的一分子，要么就被滚滚洪流冲走。 看到兰州的艰苦条件，祖母对我父母说：“要不然，我把孩子带到上海去？” 那时候我的哥哥才三个月。父母思前想后，也没有办法，就同意了。母亲和祖母转道西安去上海，在外公外婆家歇脚。外婆对母亲说：“你的婆婆人真好。” 到了上海，要给孩子断奶。三个月的孩子，很残酷的事情。母亲也生了病，全身长疮。最后还是扭头回去了西北。 那个孩子叫忻小兵，是祖母用牛奶、高干粉和面糊糊喂大的。大人都说我从小就很聪明，两岁背唐诗，三岁能读报纸。我回到上海见到那里的亲戚，姑妈，小叔叔等等，有时候会回忆起我的哥哥。他们总是看看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那个孩子，太聪明了。” 小叔叔还会加上一句：“没办法，太聪明的孩子活不长。” 5/11/2008 讲父母讲的故事（11）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星期五，兰州城里张灯结彩，迎接共和国的又一个崭新的年。在兰州制桶厂社教了一周，张景学局长正准备回家。张局长有车，正好捎着父亲进城。
父亲问张伯伯：“张局长，您今天晚上有事情么？” 张伯伯回答说：“没有。有什么事？” 父亲说：“我和小姚同志今天晚上结婚，想请您作证婚人。” 张伯伯半皱眉头半笑着说：“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早说呢？我一定会去！” 张伯伯叫司机把车停在离团省委不远处的中山林，那里有一家百货店。他进去买了一对八磅的暖水壶，作为给父母的结婚礼物。除了市委党校的同事们凑钱给我父母买的的一套洋洋洒洒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选集，这对暖壶就是父母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了。那对暖壶家里用了很多年，我都见过。马恩列毛选集我也见过，父母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又收了许多这样的礼物，有的包装特别精美。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带了一套六十年代印的《资本论》，扉页上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令人振奋的赠语。我准备仔细读一遍，多少是因为看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为里面有大段的对《资本论》的评述。后来没有读完我就毕业了，要去马克思下葬的城市读书。那套书也拿出去和《高等数学》、《GRE单词50000个》一同在地摊上卖了，忘记了有没有卖个好价钱。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选集都被卖了废纸，如果留下来就能拿到已经变成文化古董市场的隍庙居奇待沽。 婚礼在团省委的大会议室里举行，团省委的同事，市委党校的一些同事，包括黄汉章和田荣嘉叔叔，在里面坐了个满。母亲头一天晚上刚刚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回来，头发乌黑，自然的大卷，穿着平常上班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外边穿着一件带格子的呢子大衣，也是旧的，很多年后她还自豪地说那一天她觉得自己收拾得特别漂亮。主婚人是团省委副书记马祖灵，证婚人是后来把我灌醉的张景学伯伯。同事们敲锣打鼓，分外热闹，婚礼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前父亲回过一次上海，我问父亲当时有没有征求祖母的意见，父亲说也不算征求意见吧，他告诉祖母自己要跟姚恒云结同志结婚。祖母用她一生都不少有的散淡说：“哦，是小辫子？随你便。” 父亲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结婚要用的一条床单，另一样是婚礼时招待同事用的一旅行袋的水果糖。在兰州买了瓜子和苹果，统统摆在会议桌上，中间是一厚摞红皮的精神食粮，父母觉得很体面。四十年后，我觉得也是。 新房是母亲办公室斜对面的一件办公室，双人床是由两个单人床拼起来的，上面铺的是上海带来的床单，很洋气。 一张小课桌，两把椅子，外加一个小书架。就这些。父母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等到第一个孩子，我的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哥哥，快出世之前，他们才搬到了团省委家属院一间平房里，大概有十平方米。两个单人床换了个双人床，又另加了一个书桌。我哥哥出世后睡觉的小床就放在父亲十年前从上海去张掖时拉的那个皮箱上，皮箱放在一个凳子上。当年那个皮箱是他的全部行囊，后来皮箱上边是一个新的生命。 婚后第二天，父母被人请去吃饭。请客的是《甘肃青年报》的编辑，叫叶蓉，南方人，她的丈夫姓杜，很有才，他们的两个还是三个女儿都长得跟仙女一样好看。我父母一辈子的一个愿望就是生个好看的女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叶蓉的女儿之后比较眼馋？可惜，他们的努力成果却是一连串的愣头小子。那顿饭是叶蓉的妈妈做的，里面有一个菜是红烧狮子头，我母亲记了四十年。 5/10/2008 讲父母讲的故事（10）一年之后父亲也毕业了，那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一年的时间。父亲由兰州市人事局分配到兰州市委党校，搞教学工作。兰州市委党校坐落在五泉山下，当年占地很多，从校门走到食堂大概要走二十分钟，校园里绿树成荫，像是世外桃源。
和父亲同时报到的还有师大历史系的调干生金世杰叔叔和田荣嘉叔叔。金世杰叔叔是北京人，大高个儿，稍微有些驼背，人很爽快，所以跟我父母关系一直很好。金叔叔跟“油啊”一个系，当年他们一伙在大方的“油啊”身上蹭油的时候就应该和我父母认识了。金叔叔的爱人叫向晓旭，是个很知书达礼的人，说话是北京人特有的那种抑扬顿挫，即便是背乘法口诀你都觉得是在说戏词儿。向阿姨和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在北京，和金叔叔牛郎织女很多年之后金叔叔才调回北京，九牛二虎之力不提，他们的青春也基本过去了。回去之后在崇文区当个区委宣传部长还是什么职位，直到退休。当年一般是金叔叔回北京探亲，向阿姨来过兰州一次半次。我记事的时候有一次向阿姨从北京来，那时候金叔叔已经调到文化局工作了，他住的单身宿舍在兰州的隍庙里面。隍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里面大都是木头的建筑，戏台、正殿、二殿、后殿、厢房、回廊什么的，一个接一个，雕龙画风的，在兰州很有气派的，但是从京城来的向阿姨可能就觉得有点像小孩子的过过家，而且还是土里吧唧的过过家。她也不太适应那四面透风的房子，又冷，有没有隐私，夏天燕子就在屋檐下面做窝。后来向阿姨对我说：兰州挺好的，我就记得我去的时候文化生活很丰富，每天都看唱歌跳舞。但是我估计向阿姨当年在兰州住过之后可能又给金叔叔的回京计划加些压力。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一年，他们的小儿子金波准备高考，我周末会转车若干次，从西边八宝山旁边的玉泉路，到他们在北京东南什么地方的家，去帮金波学习数学和英语。后来好像金波也没有考上好学校，我却因为吃了拿了很多好东西长了肥肉。 田荣嘉叔叔是山东人，短小精悍，口才很好，脑子聪明，手风琴拉得有相当的水平，为人处世也很不错。田叔叔娶的是兰大毕业的上海人徐碧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两个女儿，小的一个是记者，从小就唧唧咋咋很多话；大的一个很文静，听说大学毕业之后爱上了甘肃某藏族地区的一个藏族小伙子，天祝还是什么，为此跟父母闹得很厉害，后来就搬去那里住了。我离开家出去读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姐妹，如果见了我一定会恭喜姐姐的勇气。但是我又预感到他们的婚姻好像可能最后也没有坚持住，我要去打听一下。田叔叔家有几年就住在我们对面，他家先买了电视，每天吃完饭，弟弟和我就拿了小凳子到他们家里去看电视，徐阿姨一定是非常客气的。我还记得在他们家看的香港电影《画皮》，当时觉得很可怕，看完之后连从他们家里走到我家里大概五米的走廊都不敢走。我们兄弟看得太频繁，我父母肯定觉得很不好意思，过了一段也咬紧牙关，借了一部分钱，买了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日本松下的。田叔叔后来调到兰州市委宣传部当部长。 父母亲的好朋友黄汉章叔叔，我弟弟和我的李向阳，也在前一年分到了市委党校作教员。匡祁阿姨因为肺结核迟毕业一年，所以也是这一年分到一间中学当教师。他们是我父母结婚之后结的婚。黄叔叔直到退休还是在党校。三十多年之后的党校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过去成片的桃树苹果树槐树丁香树和桃树，大片的麦田，纵横交错的水渠，都跟我的在那里度过的欢快童年一样不见了。捉襟见肘的校园里只剩几颗孤零零的榆树，和四州灰突突毫无生气的楼房。 父亲报到了之后还没有把他办公室里的椅子坐热就被抽走，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城市社会教育工作。父亲先是被排到张掖的甘俊公社，在那里还见到了同去社教的母亲。后来父亲就被抽到由兰州市人事局局长张景学带队的社教工作组，在兰州制桶厂搞社教。制桶厂生产汽油桶。我的记忆当中，张景学伯伯从一开始都是个慈祥的老头。有一年他到我家吃年夜饭，我坐在他身边，他不时用一根筷子在他的酒杯里面蘸蘸然后放到我嘴里，我开心地要死，我父母也只是笑笑。第二天大清早，父母发现我我神智不清，父亲赶紧用毛毯包着我坐公共汽车去兰州第二陆军医院看病。路上让小风一吹，我就好了。于是父亲打道回府。所以我的酒瘾历史悠久。那一年，我大概两岁。 母亲也被抽去搞社教，在张掖寥泉公社。当年社教的起因好像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写的所谓《桃源经验》，现在去读很多人都可能对这份文件中的观点皱眉头，可是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再加上后来的社教运动又和《桃源经验》里面提的东西大相径庭，所以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母亲所在的寥泉公社工作组有几个甘肃省著名的话剧演员，精神食粮很足，但是伙食很差，所以母亲经常周末溜到县城，到周友义叔叔那里打牙祭。 寥泉公社有几个生产大队，有一天，团省委的雷雨田部长请母亲给在几个不同大队的社教队员去发工资，母亲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半路上狂风暴雨，她连自行车推都推不动。正好有一个农民拉着个大板车路过，我母亲用普通话解释说自己是寥泉公社的社教队员，实在是走不动了，能不能帮帮忙。农民看看全身湿透在发抖的母亲，二话没说把她拉到了大队部。那里正好有一个兰州第二陆军医院的大夫，也是社教队员，听诊器一听，说是心动过速，加早搏，心跳每分钟有一百三十到四十。母亲当时连饭也吃不下，在队部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被送回了兰州，住进兰州第三医院，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天。母亲后来就有了心脏病。 张掖就不能回了，她好了之后又被分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团委蹲点，好歹白银也算是个城市，又离兰州不远。同在一个队里面的还有一个师大同学，不同级，叫惠树人，也是团省委青工部的。他的姓发音是跟‘西’一样的。他后来成了省委书记肖剑光的秘书，再后来是甘肃省工商局的局长。 那时候已经接近一九六五年的年底，我父母的生活马上要发生很大变化。 5/9/2008 讲父母讲的故事（9）一九六四年，母亲先毕业，国家统一分配，择优录用，毕业生由省上党政部门先挑。甘肃省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雷雨田到西北师范大学去挑三个学生。雷部长，一个兢兢业业的搞人事工作的干部，选了三个。一个是体育委员贾文夫，男，甘肃人，长得高大魁梧，他分到了团省委青工部，后来到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再后来是省科委的副主任。另一个叫张惠远，男，张掖人，中等个子，浓眉大眼，文采好，分到青年部，后来是省轻工业局的一个中层干部。再一个就是文艺委员姚恒云，我的母亲，小卷毛，大辫子，小资情节，分到团校部，搞教育和辅导员工作，任务是培训基层团干部，同时也要下基层高团组织的调研。我问母亲当时雷雨田部长是如何挑选你们的呢？是不是要看看档案，看看成绩，再见见面，谈谈，也就是说，是现在面试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呢？母亲说那些都有，但是挑来挑去，最主要的一条标准是出身。我忽然想起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给我出的点子。我当时每年要回兰州探望父母，他们总要给我介绍对象，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我的同事我说：你应该把她们都请到一起，穿着比基尼呀什么的，然后先问她们十道高等数学题，再问十道基本常识题，历史，地理之类的，最后是十句英语问答，每个回答都打分，然后把每个人的分数都加起来，最后你就选那个胸部最丰满的。
我当时没有敢给母亲说这个故事。 我知道我说笑话很容易，但是当年很多父母的同学们，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原因，人生道路南辕北辙，讲笑话实在是有些不道德。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像前面说过的水天光，多才多艺的美女，分到偏远山区，死在洮河岸边，就说我知道的几个：“油啊”，历史系毕业生，分到永靖县的一个什么机关，去做财务，她的大手大脚自然不是组织让她改行做财务的原因，她的说不清楚的父母身份和在土耳其的亲戚，是；校花宛莉，国民党随队军医的女儿，教员；黄汉章叔叔的妻子匡祁阿姨，数学系毕业，才貌双全，国民党的高官的女儿，教员；中文系毕业的王彬阿姨，教员。再到后来，“油啊”，终生未嫁；宛莉，嫁的是对她来说并不是很般配的丈夫；匡祁，嫁了黄汉章叔叔，虽说黄叔叔是天下少找的好心肠的人，但是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实在太大，前两年我还听说匡阿姨突然要闹离婚，后来被许多老同学老朋友劝住了。王彬，嫁了几次，每次都找一个嫁之前配不上她、嫁之后又对不住她的银枪头蜡枪杆。 出身没有选择，她们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教员的两位阿姨，数学匡祁老师和语文王彬老师，后来在我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都给过我不少帮助。因她们的祸，得我的福，又是历史的小小不公。我从来都没有问过她们：有没有想过，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思想枳梏已经少了许多的年代，如果她们出身不同的话她们的生活之路会如何？这一定是个很残酷的问题，我不敢也不能想象它的份量。 我母亲在那一年九月份开始工作，先是试用期。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十八元钱，她给父母寄了些，给在山东的她的祖母，我的外曾祖母，寄了二十元。她的祖母收到后很高兴，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应该算是高寿。钱收到以后没几天，有一天她老人家在吃饭，突然头一歪，倒下后就去世了。脑溢血。母亲每月工资剩下的钱也不多，所以花钱也比较仔细。好在她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是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 母亲分到团省委的时候住的是机关宿舍，四层还是五层高的大楼，当年是兰州最拿得出手的建筑物之一，条件算很好。三个人合住，铺盖都是学校带来的。同时分到团省委的还有张嗣让叔叔，西安体院毕业的，山西人，一看就知道是运动健将，后来在省体委工作，离休之前在省老龄委。很多的“委”，我也不是个个都能说出全名，等有空的时候要搞一个索引。 前一年从师大教育系分到团省委的卢玉珍阿姨，后来我也比较熟悉，因为我们住同一个大院里面很多年——卢阿姨的爱人和母亲后来是同事。卢阿姨是山东人，结实稳当，很有才华，工作能力很强，为人处世非常得体，她后来掉到省劳动局工作，非常有实权的岗位，但是她多少年来都是那一副笑呵呵的老样子，离休的时候应该是副地级的调研员。跟卢阿姨同一年从师大去的另一个人叫李天泰，不太合群，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父亲当时还在学校里面学习，每个周六进城来找母亲，晚上就住在团省委的小会议室里。那时候条件好转，要是嗑瓜子的话也不是为了充饥，只是为了消遣。他们出去下馆子吃炒菜很少，经常是去团省委边上的一个叫大上海的面馆，从上海迁来的，一人一碗排骨面，很便宜，也很舒服。我长大的时候兰州已经是牛肉面的天下，别的面很难有立足之地。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早上吃牛肉面，一直吃到我上大学离开兰州。 5/8/2008 we care? but why do we?the tortured torch this morning when i switched on the TV to have my daily helping of cantonese, i saw the final leg of the torch relay going up the tallest of them all, the everest. just a few minutes. i know it was all staged to achieve the maximum drama, but tears still welled up in my eyes. i really do not care for the torch, for me, just a follies too gaudy and ostentatious to even comment on, let along planned and orchestrated with a party with dark ulterior motives and, having seen 万历十五年 just a few days, a lack of technical adequacy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wealth making of a nation. my tears were for the human endeavor, the sheer determination. i do not care that there were tibetans and women and widows of dead mountaineers and what have you, just the deed itself. my emotional elation was not to last long. not until i read the newspapers and a few blogs some twenty minutes later. this shinning and high altitude pot of opium was achieved at what cost? it is quite unbearable to think. really. whatever the outcome, i think this will be a flawed party. come the august, i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after the august, i will not wish to look back. i am almost certain. 5/7/2008 哼哼唧唧快乐的一天，也没什么来由
又是什么都没有干。 也不能说没有干，干了一些，但是都不是该干的事情。 而且，“干”这个动词也不应该随便用。要以后多用“做”，少用“弄”和“搞”。 收到了当当网送来的书，二十一本。太好了。才不到四百元。还不够买一本英文书。 九本谈人生，十二本谈吃。基本上是我所认同的人生重要性的比例。 一个同事从伦敦打电话过来，说着说着就哭了。 跟两个买保险的姑娘定了见面的时间。在考虑七十五岁以后的事情。很滑稽。但是不敢伤感。因为伤感了就活不了那样久。 另一个以前的同事给我写电邮，说她的那个把她从我这里挖走的老板跳槽了。说人生充满了变故和惊讶。要我说，人生也充满了对信任的践踏。我把电邮压下。等哪天心情特好的时候。 一个熟人说我“窝心”这个词用的不对，但是我又不觉得。于是很（大陆）窝心。但是人家给自己脸，又觉得很（台湾）窝心。 跟过去读博的老友吃饭，她的肚子好大，八月预产期。她眉头写满自豪。我也高兴了一把。 问另外一个三周以后就要生产的好朋友，她的宝贝儿子是不是已经头冲下了。她咬牙切齿地说：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他要是不把他的小屁股挪位置的话， 我就。。。！她又问我的腿如何。我说让她替我给肚子里的兔崽子带话：海叔叔已经可以四处动了（大的了），他也要赶紧动的小屁股！ 在利苑吃饭的时候，还见到了高我两届但从未谋面的学长。和他的老婆。没说什么。香港人。 又有了一个计划，下午就去实施。我的计划比人家生孩子多多了，可是还没有一个计划追着我叫“叔叔”。 不过，这应该是个好计划。 然后，没了。 维港烟霞，一艘船破浪向东。后面的白色水花很美。然后，也没了。 5/5/2008 讲父母讲的故事（8）父亲多年以后说他当年在学校攻读列宁的著名著作《怎么办》的时候思想怎么都集中不到列宁的话上，他想的不是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是走，还是留？”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办法评论；在我看到的几个比较有权威的读书札记中，这本书被说成是列宁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碑，是俄国“经济主义”的彻底粉碎。我也没有去进一步去探究这“经济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它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那种意思的话，父亲权衡的东西经济主义占了大部分。一九六二年，父亲到西北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这期间西北的状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自然灾害中，西北饿死、逃荒的人到处都是，每次放假后从上海回来，他都被西北和上海越来越大的反差所刺痛。思前想后的结论是：回去。也正是这时候，文体委员的母亲在食堂递给了父亲那张纸条，要他到操场谈心。 他们的恋爱还没有谈多久，父亲就给母亲说了：“我要休学一年，回上海试试看能不能回去。” 母亲，多大的脾气呀，用学生干部的坚定口吻说： “不行。” 然后就再没有讨论下去，两人不欢而散。过了一天，母亲等着父亲才赔不是，也没有等到，就到父亲宿舍去查看，发现父亲的铺盖用具全都不没了。一个舍友对于母亲还不知道这事情感到万分惊诧，说： ”他？已经回上海了！” 母亲二话没说，甩着小辫，蹬蹬蹬地跑出了宿舍，跑出了校园，搭车到了兰州火车西站的行李托运处，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大包袱，上面是父亲熟悉的笔记：“忻杏华。兰州——上海。” 母亲一屁股坐在包袱上，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办完手续回来了，看着母亲，也没有说什么，两臂耷拉着，等着母亲缓过劲来。这个场景我自然没有看到，但是类似的场景后来在家里不时会发生，在矛盾面前，母亲通常急风骤雨，父亲也不搭理，等过了风头再理论，再解决。母亲总是抱怨说：“外人都说我脾气大，可是碰到你爸这样一个不跟你当时当面当场讲清楚的人，脾气大？嗨，都不是跟自己发脾气？” 两个人慢慢地走回了十里店的校园。这是一条挺远的路，两人的话都不太多。等到到了校园，两人达成了共识：父亲回去先找工作，找到工作就留下；找不到再回来，这边学籍保留，好歹也算一条后路。 我父母都不是那种能说海誓山盟的人，那些平淡的、实际的相互交待，应该算是他们的海誓山盟吧。 回到上海之后，父亲的计划并不顺利。想要回去上海的各种情况的知青遍街都是，他连个户口都落不上，到处碰壁，只能在街道办事处新成立的一所补习学校当一名代课老师。他情绪低落，满腹牢骚。而母亲则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她向父母带话说她找到了朋友，外公外婆得知父亲是个南方人之后，坚决不同意，说将来生活习惯不同。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家里吃饭从来都有两种主食，父亲吃米饭，母亲吃馒头，最好还有大葱蘸面酱。我外婆看过父亲的靓仔照片，更是摇头说不行。她说父亲看上去很凶，可能不会对她的女儿很好；人又很瘦，像是得过了痨病；又竖着眉毛，反正，都不好。母亲自然没有告诉外婆父亲的肺部的确有一个钙化点，他当年掉到枯井里面心脏还摔出了位置，也没有告诉外婆父亲如何倔得像一头不吭气死往前走的牛。同学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母亲自作多情到底还是被上海人抛下了。又有几个男生想乘虚而入，乘机给母亲明里暗里献殷勤。但是，母亲也是个很犟的人，认定了一条道，她也能走到黑。弟弟和我也很犟，但是父母很少说我们这一点不好，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年，母亲花了很多时间给父亲写信。她和父亲平均两三天就互有一封信。母亲的信一般比较具体：”不要灰心，回来也无非多读一年就能毕业了”； 或者，“不一定非要留在上海”；或者，“无非是我早毕业一年，哪有没什么关系”，或者，“实在不行你现在就回来吧。” 父亲的信一般很含蓄，叙述一些他的见闻，偶尔夹杂两句议论。当然，议论多半是牢骚。 其间母亲还到上海去看过一次父亲和祖母。祖母从不评价人，等我长大之后只是给我说过：“你母亲扎个辫子，总是笑嘻嘻的。” 在上海的姑妈说：“你妈妈说话嗓门很亮，声音特别好听。” 我后来告诉母亲她当年声音太大了，让人家上海人提意见。母亲途经徐州的时候在那里停了一夜，住在大伯家里。大伯当兵，对母亲很热情，照顾地很周到。后来大伯给祖母汇报说：“很好，个性很强。” 父亲经过西安返回兰州复学的时候也顺路在西安停了一下，既然母亲已经去见了祖母，拿他也应该礼尚往来，去参拜外公外婆。父亲在西安航空技校一个叫王志浩的同学家里借宿，放下行李之后带了礼物跟母亲碰面，母亲记得那件礼物，是一双红皮鞋，白色的带子。鞋盒子里面放了一斤上海的奶糖。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往我外公外婆家里走，他们住在西郊的边家村，外公外婆都是在那里去世的。路上的时候，母亲告诉父亲外婆不太愿意，因为你是南方人。我猜母亲说外婆不愿意没有说外公不愿意自然是有技巧的，一下说的太重，鸟惊飞了怎么办？父亲也没有啃声，等到陪母亲走到了边家村，父亲把放了白鞋带红皮鞋和一斤奶糖的鞋盒往母亲手里一塞，扭头就走了。在大街上，母亲也没有去追，又气又恨，含着眼泪回家了。外婆看着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回家哭成那样，赶紧拿热毛巾。外公唉声叹气，用山东腔恶狠狠地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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